2017年5月10日新華社綜述張德江委員長視察澳門特別行政區時稱：「張德江表示，澳門回歸以來，中央全面管治權得到有效落實，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得到充分保障，行政主導體制運行良好，經濟社會全面進步，『一國兩制』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希望澳門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關於澳門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同心同德，再接再厲，繼續當好『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榜樣，續寫更加精彩的澳門故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更大貢獻。」

　　「在與澳門社會各界人士代表座談時，張德江強調，要珍惜經驗，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進一步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依法行使高度自治權，共同促進經濟發展、改善百姓生活。要築牢根基，大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和愛國愛澳主流價值，不斷壯大愛國愛澳力量，着力培養治澳建澳人才，使『一國兩制』事業後繼有人。要促進發展，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搶抓國家發展機遇，發揮澳門獨特優勢，把澳門發展大戲唱好唱響，為推進『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行穩致遠再立新功。」

　　上述報道，既指出中央對於「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要求是「行穩致遠」，又指出達至「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的途徑包括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落實行政主導體制、依法行使高度自治權、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和愛國愛澳主流價值、壯大愛國愛澳力量、培養治澳建澳人才以及聚焦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這一切，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踐「一國兩制」同樣適合。

　　回歸與發展民主不矛盾

　　有一種觀點認為，香港與澳門有諸多差異，兩個特別行政區實踐「一國兩制」應當有各自特點，不能強求一律。這種觀點表面看沒有錯，問題在於以「不能強求一律」企圖為反對派在香港的「拒中抗共」行為辯護。

　　毋須諱言，20年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雖也取得偉大的階段性成功，但與澳門相比，20年征程很不平坦，離「行穩致遠」的要求有明顯差距。為什麼兩個特別行政區同樣貫徹「一國兩制」會有如此差異？追本溯源，是因為與澳門相關的各利益攸關方都支持澳門回歸祖國，而與香港相關的各利益攸關方卻不是。

　　葡萄牙政府支持中國政府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西方主要國家駐香港和澳門的總領事館設在香港，沒有單獨在澳門設領事館，反映它們對澳門無特別企求。

　　英國不甘心香港回歸祖國。在千方百計阻撓香港回歸而失敗之後，1984年7月，即中英兩國政府代表草簽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前2個月，倫敦宣布將在香港引入代議政制，以「還政於民」對抗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從此，香港回歸之路，同香港由殖民管治走向現代民主之路形成分歧和對抗。幾乎同時，美國大舉滲透香港；尤其，美國國會於1992年通過《美國─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明目張膽地為美國干預香港內部事務製造所謂法律根據。於是，香港形成頗具規模的「拒中抗共」勢力。

　　發展民主成了對抗回歸的手段和途徑，是香港實踐「一國兩制」20年所遭遇的最大困難。澳門的經驗則顯示，回歸祖國與發展民主相一致，才不會激化「一國兩制」內在矛盾，才能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提供穩定的制度保障。

　　中央堅定維護繁榮穩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年，最初五年為亞洲金融危機所引發的空前嚴重經濟衰退所折騰；從第六年開始，一直被反對派不斷發動政治鬥爭所困擾。某些人把這些年香港政治矛盾不斷惡化、社會愈益分化和分裂的責任歸咎中央對特區的干預不斷強化，是完全站不住腳的。第一，中央有領導特區的憲制權責。第二，中央加強對特區領導是被「拒中抗共」勢力「逼」出來的。20年來，中央給予香港反對派以最大的政治容忍。而今，本土激進分離勢力欲把香港拖入「本土自決」和「港獨」的死路，「泛民」與之若即若離，「一國兩制」到了必須正本清源和撥亂反正的關鍵時刻，中央必須運用憲制權力。

　　香港的「拒中抗共」勢力千萬不要低估中央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意志，千萬不要指望中央會在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上後退。最近，台灣當局被世界衛生組織拒絕邀請列席今年的世衛組織大會，是中央向「台獨」示警，香港的本土激進分離勢力須引以為戒。

　　2015年6月，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否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方案，從一個角度看，使香港數百萬合資格選民失去早日「一人一票」選舉產生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席的機會；從另一個角度看，是倫敦在「九七」前設計的民主之路與回歸之路的分歧和對抗終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遵循《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走向普選目標、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三個十年實踐「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掃清了最大障礙。

資深評論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