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一些香港人開始擔心「一國兩制」在實施五十年後將會結束，甚至會被「一國一制」所取代。他們擔心的理由很多，包括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地位和角色不斷下滑、香港擁有的優勢隨着內地改革開放的深化而越來越不「獨特」和並非「不可取代」、香港經濟越來越依靠內地和中央的支持、香港在政治和安全上越來越成為國家的隱患和威脅、「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在香港沒有全面和準確貫徹、香港各種反對勢力堅持對「一國兩制」作另類詮釋及與中央對抗等。這些人認為，既然香港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越來越成為國家的累贅，沒有達到中央定下的「一國兩制」的主要目標，則在二○四七年後繼續實施「一國兩制」便不再符合國家的利益，中央因此也沒有理由讓「一國兩制」在香港繼續下去。
中央對部分香港人的擔憂十分清楚，也意識到這些擔憂對香港的繁榮穩定不利，更會讓香港那些反對中央的各種勢力，特別是「本土分離主義」有機可乘。所以，國家領導人和中央官員多次重申中央對堅持「一國兩制」的決心不動搖，強調「一國兩制」是讓國家和香港兩蒙其利的政策。即便「一國兩制」在香港尚未全面和準確落實，但總體來說仍算成功，不過需要在實踐過程中不斷改進而已。
重溫鄧小平講話
一些香港人的擔憂，其實是出於對中央的「一國兩制」方針和對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地位和角色的片面理解，尤其未能從戰略和宏觀角度去認識「一國兩制」。要了解「一國兩制」的初心或戰略意圖，必須重視和重溫鄧小平對「一國兩制」乃長遠國策的講話。
鄧小平於香港回歸前在不同場合和不同時間都作出了「一國兩制」方針長期不變、絕不限於五十年的承諾，並提出相關的理據。這裏我引述數段：「我們在協議《中英聯合聲明》中說五十年不變，就是五十年不變。我們這一代不會變，下一代也不會變。到了五十年以後，大陸發展起來了，那時還會小裏小器地處理這些問題嗎？所以不要擔心變，變不了。」「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國以後五十年政策不變，包括我們寫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還要說，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後，對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還會不變。當然，那時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們的接班人會懂得這個道理的。」「如果說在本世紀內我們需要實行開放政策，那麼在下個世紀的前五十年內中國要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也不能離開這個政策，離開了這個政策不行。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是符合中國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們講『五十年』，不是隨隨便便、感情衝動而講的，是考慮到中國的現實和發展的需要。」「如果開放政策在下一世紀前五十年不變，那末到了後五十年，我們同國際上的經濟交往更加頻繁，更加相互依賴，更不可分，開放政策更不會變了。」
鄧小平和其他國家領導人都是從動態、廣闊、長遠、戰略視野及以自信和樂觀的態度，來審視「一國兩制」方針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上的作用，預計國家的未來發展必定會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也認定「一國兩制」不僅在五十年內，而且在更悠長的歲月中都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有機組成部分。當然，這並不是說「一國兩制」完全按照理論或「理想」來設計，而無需考慮實際情況和困難。比如英國和西方在香港的利益必須得到好好的照顧，港人的憂慮和訴求也必須獲得適當的關照。因此，在具體安排上，妥協和讓步不可或缺。然而，由於「一國兩制」方針是由中央主動提出，中央在國家長遠發展上的戰略思維，無疑對「一國兩制」的主體和核心內容起着關鍵影響。
「一國兩制」是推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斷深化改革和開放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戰略的核心。該戰略背後的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必須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上，市場機制在此需要發揮重大作用。鄧小平和其他國家領導人研判，冷戰結束後，和平與發展是當前和往後一段相當長的日子中世界的主旋律。國際環境的變化對中國的發展有利，為中國的發展提供難得的機遇。香港的資本主義體系和現代化國際大都會的地位，能有力支撐國家的改革開放戰略，特別是在「引進來」方面，通過香港引進資金、人才、信息、市場、科技和管理方式等是有利國家發展的不可缺少的元素。「一國兩制」方針對和平收回香港、達致平穩過渡和保存香港的繁榮穩定有利，讓香港在脫離英國的殖民管治並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後，仍可為國家的改革開放戰略做出不可取代的貢獻。
中央對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抱有極大信心，因此對未來各方面事態的發展也做出了比較樂觀的判斷。其中比較重要的有：中國的經濟總量和綜合國力不斷上升、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持續提高、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中國的利益無遠弗屆。儘管鄧小平和其他國家領導人不可能完全預測世界和中國的未來，但他們肯定知道，隨着中國的崛起，國際格局會出現深刻變化，長期以來西方特別是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不可避免要做出調整，尤其在東亞地區而言。與此同時，在中國也需要不斷調整自身的發展戰略，以解決過去發展中產生的問題，掌握新的發展機遇。
香港之於國家發展戰略
隨着中國的快速崛起，國內外的學者和專家紛紛斷言世界經濟的重心正在逐漸向東亞地區移動，西方的勢力和優勢正在下降，一個「後西方世界」（post-western world）正在形成，而「東方化」（Easternization）則是一股新的世界歷史潮流。當前，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雖然為非西方國家提供了不少發展機會，但畢竟這個秩序本質上是一個由西方支配、遊戲規則由西方制定和以西方利益為依歸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秩序，並越來越為發展中國家所詬病。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方面致力謀求改革現有的世界秩序，過程中卻遇到西方國家的抗拒；另方面則積極聯合一些其他國家建構一個與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並存，但較為公平合理的新的世界秩序。「金磚五國集團」的興起、上海合作組織強化和擴大、「一帶一路」倡議、亞投行、絲路基金、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亞太自貿區等舉措都是中國倡議的新世界秩序的組成部分。
另外，隨着中國經濟的增長與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與世界的聯繫和依存程度越來越高，「引進來」已經不再是中國發展戰略的重心，而「走出去」則成為更重要的戰略。除了資金「走出去」外，人才、企業、產能、勞工、工程項目、技術標準、服務等也要「走出去」。
香港憑藉獨特的優勢，特別是其廣泛的國際聯繫，與國際接軌的制度、法律、專業人才和服務水平，以至其「誠信」「可靠」和「具可預測性」的國際聲譽，在國家建構新世界秩序和「走出去」的戰略中，可以擔當不可缺少的角色。比如，香港是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中心，是人民幣走向國際化（尤其是亞洲化）和逐步按照市場運作訂立匯價的跳板和實驗場。香港是涉及人民幣貨幣兌換、結算、清算和融資的平台，是內地資金走出去和離岸人民幣「回流」內地的通道，為國家逐步開放資本帳提供條件。又比如，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高端服務中心、法律仲裁中心、信息中心、企業總部所在地、海外華人網絡的樞紐、大型項目融資和管理基地等，更可以在國家新一輪的改革開放征程中作出重要貢獻。
因此，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所要擔負的任務，絕非只局限在二○四七年前的五十年，而是在更遠久的將來。鄧小平曾這樣說：「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以才制定『一國兩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許兩種制度的存在……『一國兩制』也要講兩個方面，社會主義國家裏允許一些特殊地區搞資本主義，不是搞一段時間，而是搞幾十年、成百年。」
兩制」的「融合」與「依存」
隨着國家的崛起，內地與香港在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上的差距會不斷縮小，香港原來擁有的優勢變得沒有那麼「獨特」，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地位和功能無可避免會下降，這是意料中的事，也意味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可喜的進展。同時，這也標誌着「一國兩制」政策的成功而非失敗。鄧小平曾說過：「現在有一個香港，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就是說，為了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目標，要更加開放。」因此，就算內地有更多的大城市越來越像香港，也不等於說香港便會失去它對國家的價值。實際上，考慮到國家體積的龐大，國家的確需要多幾個「香港」，才能滿足不斷增加和多樣化的發展需要。可以肯定地說，就算內地多了幾個「香港」，原來的香港仍會擁有一系列內地的「香港」所缺乏的特色和優勢。
從動態的角度看，隨着內地社會主義「一制」的不斷變革，香港資本主義的「一制」也會因為中央的要求、內地的影響、香港特區政府施政方針的改變和香港社會各方面自行作出調適而發生變化。「兩制」之間的互動會越來越頻繁，彼此之間的「融合」和「依存」程度會不斷提升，香港的產業結構、人才組合，及在國家、國際上的功能和定位也會不斷更新，從而讓香港能夠繼續為國家的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貢獻。中央和香港需要不斷努力、採取措施，讓香港的「一制」能夠不斷改進，以提升和擴大優勢來配合國家的發展需要，這樣方能讓「一國兩制」永葆青春、活力和價值。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如果二○四七年後不再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則必然會在香港引起震盪，打擊投資者的信心，破壞香港的穩定和繁榮，引發港人的恐懼。香港不但不是國家的瑰寶，反而變成負擔和亂源。所以，對中央來說，改變甚至放棄「一國兩制」，並非一個輕易做出的決定。
部分港人與其杞人憂天，不如更認真地去理解「一國兩制」的初心、目標、角色，充分分析和了解國家和世界發展態勢，放棄對內地和中央的「抵觸」心態，防範香港成為「顛覆基地」和「滲透基地」，警惕「港獨」和「本土分離主義」，停止內耗內鬥，鍥而不捨地強化和擴大香港的獨特優勢，擔負好「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任務。
永遠讓香港是國家的寶貴資產而非包袱，則「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但會源源不絕取得成果，而「五十年不變」也會是難以量度的、更長時間的「不變」。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全國政協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