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剛剛閉幕，會後發表一個成果清單，列出過去三年多來「一帶一路」在世界各地的政策、基礎設施、貿易、資金及民間範疇內共七十六個大項及二百七十多個細項的主要成果。當中的投資規模及格局值得重視及把握。值得注意的是，有別於「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或其他國際經濟機構等設定門檻，「一帶一路」屬於對外開放式，中國從來沒有抗拒任何國家或地區加入及參與此計劃。同時，「一帶一路」不是由中國單方面提供經濟優惠，而是採取國際間互動的合作方式。
若觀察及計劃行動精確，未來五年，或者十至十五年的發展將充滿希望。比較於內地各主要城市，香港經濟發展在過去十年都似乎停滯不前，更要仔細了解這項重大經濟發展政策及其方向。
如何扮演「超級聯繫人」？
在此背景下，不少人希望香港能夠擔當內地與外國之間的「超級聯繫人」角色，推動「一帶一路」的各項計劃。誠然，由於歷史等原因，香港在金融服務、法律制度、運輸通訊模式方面與歐美主要國家比較接近。香港特區內也設立不少國際外資企業及外國駐港領事館，這對國際貿易及交流都有優勢。然而，自回歸以來，香港社會有人士不願意與內地合作，並建立共同市場。即使計劃對他們有利，他們也寧願選擇到其他地區或企業尋找機會。有時候，這難以從商業或經濟利益找到理由，主要原因或是他們不喜歡內地的情感因素。個別極端人士更可能趁機會做出激進行為，並挑動兩地仇恨，甚至引起騷亂。
事實上，這種情況在其他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中亦可能發生。當中國的巨額投資影響當地個別團體的利益時，個別人士或會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另有盤算，從而謀取私利。一些地區也可能有政治阻力及排外情緒。面對此情況，中國推動「一帶一路」時必須謹守原則，有時候可以對零星的行為作出應有的忍耐，靜觀其變，但最終必須堅定立場，推進發展計劃，不能因此而讓步或放棄。
這關乎於「一帶一路」的具體定位。中國自二○一三年底推動「一帶一路」以來，過去數年國內外傳媒及智庫對「一帶一路」都有不同的觀點及態度。一些傳媒與學者更將中國的「一帶一路」定位是政治甚至軍事的舉動。筆者認為，這是需要澄清的地方。這次，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特別強調，中國在「一帶一路」的合作上「不會輸出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也不會重複地緣博弈的老套路，而是希望尋求及開創合作共贏的新模式。筆者認為，在經濟層面上看，「一帶一路」應是一項重視回報效益的國際投資。二戰後，世界不少地區都希望發展成為強國，一些地區及國家更接受國際組織或國家的經濟援助。然而，最終能躍升為發達國家或地區的成功例子寥寥無幾。
經濟發展與政府管治有關，過去不少經濟援助亦希望能夠改變政治制度及軍事駐軍策略，以維護援助者的利益，但歷史顯示這會衍生更多問題。不過，中國在欠缺對外軍事援助下，如何保障地區安全及維護海外經濟利益，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香港參與「一帶一路」時也可幫忙考慮此因素並要做好準備。
上世紀末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全球經濟發展模式浮現各種問題。在此背景下，「一帶一路」應是新經濟建設。有學者詳細分析，「一帶一路」涉及世界上不同人口、宗教及經濟規模的國家。當中，「一帶一路」在發展上也包含歷史文化等非經濟元素。從此角度看，即使香港不打算參與海外的大型項目基礎建設，香港的非政府組織或文化機構也可多促進文化交流。
改變看問題的角度
自十九世紀以來，不少中國移民曾到東南亞、歐美等地學習、工作及生活，其中一些移民的後裔選擇定居香港。他們在馬來西亞、印尼或泰國等地都建立社會網絡。相對而言，他們比內地人士更了解當地習俗及政治局勢，這對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存在優勢。筆者一直反對狹隘的「本土主義」，這只會令我們故步自封，看不清世界經濟局勢，也未能改善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香港本身是一個多元社會，匯聚西方、內地及亞洲不少人才。香港政府需要重視多元種族價值，彼此互相尊重。這樣才會不斷吸引世界各地人才來港發展。
另一方面，若單從經濟投資的角度看，香港也必須解決人工高、成本高等問題。同時，也需要思考勞動力及技術培訓之關係。青年必須更努力，踏實做事，提高技術能力及生產力，這樣才有機會在更大的世界舞台上發揮。
可惜，二○一四年「佔中」後，香港社會氣氛變差，最近一次的立法會選舉更顯示出，簡單及超越現實的政治口號似乎比個人能力更重要。這或許與香港高等教育及媒體的報道傾向有關。現時，香港以英文及普通話為主的傳媒並不多。因各種原因，香港媒體傾向聚焦內地負面及非經濟層面的信息。外界能夠透過香港充分了解內地的發展是另一問題。
過去數年，不少人認為香港應考慮積極參與「一帶一路」。例如，香港可設立國際調解及仲裁中心，處理當中可能涉及的法律爭議問題。筆者認為，若香港在教育培訓及傳媒方面沒有重大的改革，即使設立仲裁中心也可能會遇到各種問題。香港社會及青年現時最需要的是「自強不息」，改革內部各種問題，才能好好把握機遇，否則香港有可能面對長期的政治及經濟困境。
城市智庫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