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9月至12月持續79天的「佔中」行動中，一些青年成了實際領導者和主力軍。嗣後，他們以獨立人士或小團體形式從政，與傳統「泛民」相區別而構成反對派的極端一翼──「本土激進分離勢力」，或者直接主張「港獨」，或者以鼓吹「本土自決」方式追求「港獨」。

　　與此同時，還有一些青年不贊成「本土自決」或「港獨」，卻對「本土激進分離勢力」寄予同情，他們對香港回歸祖國或者心存抵觸，或者感覺漠然。

　　這兩部分青年佔香港青年總數的比例是多少？另一方面，愛國愛港的青年佔香港青年總數的比例又是多少？這是特區政府需要弄清楚的兩個相關聯的重要問題。為了避免引發不同政治立場青年的分化或分裂，有關數字不宜公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香港青年不會都採取同一個政治立場。

　　因此，5月5日，《明報》「觀點」版刊登新力量網絡主席、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的文章《年輕人看一國兩制：追求另一種生活方式》，標題容易給人以誤會，似乎香港青年對待「一國兩制」持共同的態度。

　　文化認同變得狹隘

　　誠然，作者在文章中稱：「據我有限度的接觸而得出的觀察，在多數年輕一代的香港人之中，大多沒有太認真想過一國兩制的『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的背景。按他們的認知，內地早已開始市場化，而且無甚規範，但通過市場而進行的行為（食物安全欠保證就是一個例子）比比皆是。所以，他們不覺得資本主義本身可以對香港產生怎樣的保護作用。」「上一兩代香港人的關注點在於個人財產與自由的保護，而現在年輕一代的焦點則在於民主、文化與身份認同。後者也追求香港有別於內地，但不在於經濟制度，而是真的是另一種生活方式─單純維持資本主義制度，也不能保證就可以有的生活方式。」

　　雖然作者的論斷有過分簡單之嫌，但是，所指出的現象發人深思。按照《基本法》，「一國兩制」是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但是，在實踐「一國兩制」二十年之際，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沒有變，而香港為數不少的青年卻「追求另一種生活方式」，亦即要求原有生活方式改變。

　　平心而論，近十多年來，內地居民以遊客或投資者或香港醫療、保險等服務的消費者身份大量進入香港，沒有影響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香港居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令香港居民生活的空間變得擁擠，以及使香港某些服務的供應變得緊俏。這些年裏，香港居民、尤其青年的生活方式有沒有變化？有，是以互聯網為基礎的人際交往新方式和新媒體的急速崛起和急劇擴張，為香港原有生活方式增添了新元素和新形式。

　　不能把因互聯網而產生的生活方式變化歸結為「年輕一代的焦點則在於民主、文化與身份認同」。準確地說，新的人際交往方式和新媒體所具有的信息傳播密集而偏頗的特徵，使香港不少居民（不止一部分青年）對於「民主、文化與身份認同」的觀點變得更加狹隘和執著。

　　也不能把互聯網產生的問題，同「一國兩制」掛鈎。因為新的人際交往方式和新媒體密集而偏頗地傳播信息而導致許多人產生偏見的現象，在歐美實行西方民主制度的發達國家比比皆是，與「一國兩制」何干⁈

　　缺乏艱苦奮鬥精神

　　在香港，一些在回歸前夕出生的青年，以及一部分回歸後誕生的青年，追求西方民主、迷信西方文化、不願意承認自己既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是三重因素使然。

　　第一，他們接受的是傳統的西方教育。因為平穩過渡，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教育體系和教育內容仍舊與西方的接軌，但是忽視與回歸相一致的國民教育。一部分青年樹立了愛國愛港的觀念，是因為一部分家庭、一些中小學和若干社會媒介（諸如愛國愛港媒體、愛國愛港團體主辦的各類活動）對他們產生了積極影響。

　　第二，他們普遍缺乏艱苦奮鬥精神，而社會向上流動性阻塞使他們感到即使個人奮鬥也前途茫然。今天香港社會環境大不同於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獅子山精神」是今天香港青年的上兩代人所形成和繼承的。加之父母都疼惜子女，即使家境貧窮也不願子女吃苦。與此同時，就業不易，升遷困難，薪金增幅遠遠追不上樓價上漲。這一切發生在回歸之後，同上兩代人口說中的「九七」前三十年的情景不可同日而語，於是被簡單化地歸咎回歸後貫徹「一國兩制」。

　　第三，他們接受香港主流媒體（包括新媒體）關於內地和國家主體政治制度的歪曲宣傳。除了愛國愛港媒體，即使所謂中間媒體鮮有關於國家主體政治制度的全面介紹。主流媒體與主流民意是相互依存的。掌握香港主流媒體和引導香港主流民意的基本上都是中年，但是，他們的焦點何嘗不在於「民主、文化與身份認同」上？

資深評論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