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世界銀行最新公布的報告顯示，政治不確定性已成為影響全球貿易和經濟復甦的一項重要因素。圖為日本橫濱國際港口 法新社
2017年伊始，包括IMF（世界貨幣基金組織）和OECD（經合組織）在內的主要國際金融機構和政府間國際經濟組織，不約而同上調了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期。但在特朗普政府表現出來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下，貿易衝突的頻率和程度都有可能提高，在增加全球政治風險的同時將對全球的貿易和投資活動產生溢出效應，從而影響整個經濟的復甦進程。
中銀國際宏觀分析師 葉丙南 張婉
世界銀行最新公布的報告顯示，政治不確定性已成為影響全球貿易和經濟復甦的一項重要因素。報告指出，2016年，全球貨物貿易增速預計只有1.9%，遠低於2015年和2014年的2.7%和3.8%，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表現最差的一年，而2016年低迷的貨物貿易表現中有75%可以歸咎於政治風險的上升。
政治風險的上升和長期低迷的貿易表現還可能影響全球供應鏈的擴張速度，降低人力和科技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進而減緩生產率增速，影響經濟的復甦進程。可以預見的是，作為全球貿易和投資的最重要參與者之一，美國發起的貿易保護主義和由此帶來的政治風險將為全球經濟的復甦進程平添風波，加劇了全球經濟的脆弱性。
美國亦難獨善其身
對於美國自身來說，貿易保護主義和由此可能引發的貿易衝突甚至貿易戰也將影響到其自身的經濟發展。在全球產業供應鏈中，美國既是資本和科技的主要供應者，又是最終製造品的主要消費者，早已伴隨着全球化的進程深入參與到全球產業鏈當中。一旦美國發動貿易戰，貿易夥伴或實施一系列對美貿易報復措施，甚至限制美國企業對其國內市場的准入資格，而貿易戰對全球經濟的溢出效應也可能回流美國國內市場，從而影響美國的出口表現。根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結果，若美國對中國和墨西哥開展全面貿易戰，美國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可能將在2018年跌至0.3%，並在2019年陷入經濟衰退，其失業率也將在2019年大幅攀升至8.4%。
在國際貿易中，新興市場，尤其是經濟體量較小、貿易依存度較高的國家最容易受到貿易紛爭的影響。面對潛在的中美貿易衝突，那些對中國和美國貿易依存度較高的國家，受限於自身的經濟體量，對外部衝擊的承受能力較弱，受到波及的可能性較大。其中，墨西哥、加拿大、韓國、中國台灣和部分東盟國家作為中國和美國供應鏈主要參與者，中國香港和新加坡作為轉口貿易經濟體的代表都可能在潛在的貿易衝突中蒙受較大的損失。儘管部分國家可能受益於跨國公司為了規避中美貿易風險而進行的產業鏈調整，但全球貿易鏈的高度結合和相互交錯意味着貿易戰的整體影響趨於負面，很難有國家在貿易戰中真正獨善其身。
根據筆者之前的分析，中美之間很難爆發全面的貿易戰爭，但受特朗普總統主導下貿易保護主義情緒上升的影響，中美之間的局部貿易摩擦有可能加劇。特朗普總統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削減美國的貿易赤字，因此對美國貿易赤字較大的中國出口行業，有望成為美國發起貿易紛爭的主要戰場。根據我們的預計，電信設備、辦公機械設備、通用設備、部分金屬製品、以玩具、服裝、鞋靴、傢具、箱包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雜項製品等對美貿易盈餘較大的中國行業可能將率先受到波及。而從經驗來看，這些行業也往往在過去經歷了更多的美國反傾銷調查。
「一帶一路」迎來契機
一個行業對出口的依賴程度越大，在貿易戰中受到的損害越深。若以行業出口出貨值在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比例作為衡量出口依存度的指標，計算機和通信設備、文教體育用品、製鞋業、服裝、傢具、鐵路和船舶等交通運輸設備、儀器儀表、電氣機械、橡膠和塑料、通用設備和金屬製品等行業的出口依賴程度比較高。結合中國出口行業對美國進口需求的依賴程度，計算機、通信設備、以玩具和紡織服裝為主的雜項製品、以鋼鐵為主的金屬製品和以輪胎為主的橡膠製品在中美貿易紛爭中將受到較大的影響。
短期來看，中美貿易局部紛爭的加劇將對雙方的貿易均產生不利影響，而影響的程度則主要取決於雙方對進口依賴程度和雙方產品可替代程度。中美局部貿易爭端中，中國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尤其是對美國市場依賴度和可替代性都比較高的產品可能面臨更大挑戰，被越南、柬埔寨等國家產品所替代的進程可能有所加快。
從中長期來看，中美貿易紛爭將給中國製造業轉型帶來更大壓力，中國需要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優化升級，加速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技術和人力資本密集型產業，在重要製造業領域建立自主化產業鏈體系，逐步降低對美國技術的依賴。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退出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和海外戰略收縮的背景下，中國在推動全球自由貿易中的地位將進一步凸顯。在這一契機下，中國可以進一步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倡導一種新型的區域合作模式：一方面鼓勵亞太地區企業公平競爭進入中國市場，另一方面借助亞太地區的勞動力和原材料優勢，調整中國產業布局、提高產業鏈的生產效率、拓展中國的對外貿易。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