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在具體到對華貿易政策上，美國對中國發動全面貿易戰爭的可能性不大

　　─探討中美貿易戰的可能性

　　文|中銀國際宏觀分析師 葉丙南 張婉

　　美國總統特朗普具有明顯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可以預見中美貿易紛爭的可能性將上升。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和當選後均多次發表反對全球化、反對自由貿易的言論。其對貿易政策的表態包括：威脅退出WTO，重新審查和協商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在內的各項自由貿易協議，退出TPP（環太平洋合作組織），將進口關稅普遍提高至20%等。

　　從法律的角度來講，美國總統確實在對外貿易事務中擁有較大的自主權。而考慮到修改法律的複雜性，短期內國會恐怕也無法阻止總統在國際貿易領域實施保護主義。例如，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在內的大量自由貿易協議規定，任何一方可以在提前六個月的書面通知後退出該自由貿易協議。美國總統作為對外事務的主要管理者，可以宣布退出自由貿易協議，將關稅從原來的優惠稅率（接近於0）提高至最惠國關稅（即WTO協議下的關稅上限），並在不違反《北美自由貿易協議》中互惠條款的情況下，在諮詢國會後進一步增加關稅。

　　美國總統權利邊際

　　從理論角度來看，美國總統在部分情況下擁有在短期內提高關稅，發動貿易懲罰措施的權利。根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總結，美國的貿易法律規定了美國總統在以下情況擁有提高關稅和限制進口額度的權力：進口對國家安全產生了負面影響；造成了美國國際收支的大額逆差；貿易對手否認了美國在自由貿易中的權利並對美國實施不公正、不合理和不公平的措施。

　　其中，在第一種情況下，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完成對進口商品的調查並做出肯定性判決之後，總統才可以行使提高關稅的權利。雖然在這種情況下，總統可以實施的關稅沒有上限要求，但全面的高額關稅，意味着貿易委員會針對全行業的進口商品調查、評估和裁決。此舉顯然將給國會表達反對意見，以及貿易夥伴向WTO申訴甚至做出報復性舉措留下了時間。

　　在第二種情況下，美國總統可以在不經過貿易委員會或者國會調查的情況下，在最長在150天內將關稅提高至最高15%並設立進口額度限制，然而想要延長懲罰期限則需要得到國會的同意。15%的關稅顯然低於總統特朗普的競選宣言，但由於其易於實施，有可能作為總統特朗普發動貿易保護主義的第一步。

　　第三種情況同樣需要經過貿易委員會的調查並作為總統在特定領域針對部分國家徵收超高關稅的法律依據。因此在短期內，從法律的角度來講，特朗普並非沒有實施其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能力。

　　儘管短期內總統特朗普有用發動貿易爭端的權利，但長期的貿易戰和高額關稅無疑將受到來自WTO貿易框架、美國國會約束和現實操作等多重挑戰。

　　貿易戰遠比想像困難

　　第一，作為WTO成員國，中國和墨西哥享有最惠國待遇，即與其他國家享有同等的關稅和貿易權利，除非其他國家另外簽訂了其他自由貿易協議。美國若對中國和墨西哥的關稅提高至45%和35%，無疑將嚴重違反WTO的貿易框架。除非總統特朗普退出WTO，否則45%和35%的全面關稅無疑將違反WTO框架的規定。

　　第二，全面的貿易戰或同時招致國會和美國中低收入階層的反對。共和黨作為國會的多數黨，執政理念偏重於減少政府干預，強調自由市場，亦有相當多的黨內資深成員支持自由貿易。因此，如果特朗普總統執意退出WTO，實行超高關稅，美國則需要重新與大多數國家簽訂貿易協議，可能會遭到國會和大型跨國企業的強烈反對，進而失去國會對特朗普核心政策，如修訂奧巴馬醫療法案、增加基建投資、削減個人所得稅等的支持。同時，中國和墨西哥是美國的重要貿易夥伴，其廉價商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美國中低收入階層的家庭消費能力，而美國中下層家庭正是特朗普總統的主要支持階層。

　　第三，強烈的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會引發對方的報復行為，打擊美國經濟、出口和就業的長期發展。根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調查，如果美國發起對中國和墨西哥的全面貿易戰，到2019年，美國經濟可能將陷入衰退，並推升失業率到8%以上。

　　在實際操作層面，發動全面的貿易戰遠比總統特朗普想像或者宣稱的那樣更富有難度。從中長期來看，來自國會、WTO、海外利潤豐厚的美國大型跨國公司的反對和可能引發的報復性行為都意味着全面的貿易戰很難長期持續。

　　具體到對華貿易政策上，美國對中國發動全面貿易戰的可能性不大。

　　首先，特朗普在競選中的首要對外貿易承諾是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這點也得到了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在聽證會上的證實。考慮到貿易談判的曠日持久和繁雜細緻，美國政府恐怕並不樂意多線作戰，同時發動對華的貿易戰爭。

　　大戰沒有小摩擦不斷

　　其次，中美之間的貿易和投資往來規模巨大，涉及到的產業鏈條不僅種類繁多而且聯繫緊密。儘管在特朗普的施壓下，已有部分汽車製造商取消了在墨西哥的投資計劃，但我們需要看到的是，美國大型汽車製造商、電子設備商、飛機製造商在中國的業務規模之大，產業鏈條參與之深，使得這些大型製造商很難全面放棄在華業務。這意味着發動對華全面貿易戰不僅將招致他們的反對，還可能進一步影響到美國企業的海外利潤和美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最終的結果可能是兩敗俱傷。

　　因而，最有可能的情況是中美之間的局部貿易摩擦和貿易衝突增加。與全面的45%的超高關稅相比，美國更有可能針對中國的部分行業徵收較高的關稅，加強對中國貿易的審查，尤其是提高對中國產品的反傾向和反補貼訴訟審查。同時，醉翁之意不全在酒，貿易戰爭可能成為特朗普的一項策略，旨在向中國施壓，爭取和中國進行多方面談判的籌碼。這些談判可能包括在中美雙邊投資協議中要求中國進一步向美國開放國內服務業，脅逼人民幣升值以提高美國的出口競爭力，減少對中國國有企業出口商品的補貼等等。

　　這樣的策略似乎在早前的美國候選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在聽證會上的講話中初見端倪。威爾伯否認了將對中國實施全面懲罰性的45%關稅，而是表示將針對不公平貿易的商品和行業進行個別處理。事實上，年初以來，美國商務部就針對電解鋁、大型洗衣機、卡車輪胎、不銹鋼板等多項中國商品做出了「雙反」裁決，並徵收高額反傾銷稅。

　　特朗普崛起反映了全球範圍內民粹主義和反全球化力量的興起。無論特朗普是真的打算發動貿易戰，還是作為一種威脅策略以爭取更多外交籌碼，都可以預見未來全球貿易投資的摩擦可能顯著上升，這將成為影響全球經濟復甦和中國外部環境的重要因素。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