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立法會選舉有極多爭議點。在非建制派一方充斥着背後大佬的配票計劃，無論港大民意調查、迫使小黨派退出以及雷動計劃，都存在高度爭議。

　　先說港大民意調查中心的民調。儘管調查打着學術研究旗號，它的中立性卻成疑。事實上，民主動力有份贊助這個計劃。查公開資料就知道，民主動力的發起人都是一幫「泛民」大佬，其立場如何不言而喻。這樣打着中立旗號的民調，其準確性首先就值得懷疑。很多媒體每天都報道這個民調，有兩家電視台到最後終於覺得不妥，知道民調有違中立的原則，停止每天報道。但還有不少傳媒繼續引用。這個民調引用率是如此的高，乃至成為幾乎所有人相信的唯一民調。

　　港大民調沒有可驗證性。從統計科學來看，要驗證一個民調是否準確，最好的方法就是驗證它的預測和實際結果之間的差別。可是自從有民調以來，歷屆的民調和結果從來沒有脗合過。於是還要「泛民」陣營出來解釋，為什麼兩者相差如此之大。問題就在這裏，它既然從來沒有脗合過，就無法說明它是準確的，那些解釋也沒法驗證。既然如此，也就更無法反推民調的正確性。

　　港大民調偏離原本角色

　　只要認真深究一下就知道，這個民調從設計到操作，都有很大的系統誤差空間。比如它只打固定電話（很多選民家裏都沒有固定電話，使抽樣有系統偏差），比如它只訪問粵語人士（忽視新移民和操其他語言的選民），比如它只讀出名單首位候選人的名字，不提第二位（很多第二位的都是知名度高的前輩，扶新人上馬）。網上很多人提及，在回答問題時是亂說的，甚至是故意說錯。這本來是設計問卷需要考慮的問題。可是問卷設計過於簡單，根本沒有為答案的準確性增加冗餘度。它的誤差頗大，蓋過了當選與失利之間的差異。比如8月31日的結果中，九龍東第四位和第十位的差距只有4%，而每個人的誤差就達到2%或3%。

　　對於民調，正確的處理辦法，應是多取樣，媒體可以綜合幾個機構的民調作出分析，讀者也可以兼聽則明。這樣可以有效地減少系統誤差。但香港主流傳媒，對港大民調的偏愛，到了近乎偏執的程度，奉為瑰寶，成為大部分選民唯一的消息來源。而且，民調每天滾動公布，從學術角度看，根本沒有必要，除非其目的就是擴大影響力，繼而影響選舉。

　　這使民調偏離了客觀的記錄者的原本角色，成為強烈的參與者，也成為「泛民」選舉工程一部分。在這種背景下，民調製作者根本不需要民調正確，只需要民調能產生它預期的效果。民調低的以後逼退，民調高的以後分票，民調不高不低的，才是最後配票時力捧的對象。明白了這點之後，就會明白，為什麼民調太低和太高的候選人，都要一再呼籲民調不可信。但是這種呼籲在龐大的選舉機器的高牆面前，不過是雞蛋而已。

　　在選前兩天，突然冒出了一大批「棄選」的「泛民」候選人。他們中有的是自願的，有的公開稱是被迫的。即使是自願的，也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民調的壓力。兩者分別無非是壓力下自己主動下決心還是別人繼續施壓。「泛民」炒作周永勤的棄選，卻對大範圍棄選加以褒揚，說他們「識大體」。這是何等的雙重標準？

　　其實，在現時制度下，棄選是非常有問題的。因為選舉得到公帑的資助，候選人越多，從政府拿到的資源就越多；每個候選人動用的資源都有上限。一旦退選，又暗示自己的選民投其他候選人，不啻於一個人拿幾份政府資助和可能運用幾倍的資源對付其他候選人，這顯然不公平。如果早早退選，還問題不大。但是已經把政府提供的資源用到盡才棄選，這個問題就相當嚴重了。而且，這種意想不到的突然退選，打亂了競爭者的計劃。這可能是策劃者沾沾自喜的「聰明行動」，但是從中立角度看，這與陳水扁的兩顆子彈沒有什麼分別。這方面，最大的受害者莫過於超級區議會的王國興了。

　　「雷動」是否發放虛假信息？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引起巨大爭議的雷動計劃。這是發動非法「佔中」的戴耀廷的最新「傑作」。雷動計劃造就了一大批苦主。抱怨最大的都是非建制派的受害者。人民力量主席袁彌明訴苦，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到頭來都不及戴耀廷的一個指令；李卓人因為這個計劃失去議席，讓工黨陷於亡黨的邊緣；黃毓民老貓燒鬚，荒謬地輸給一個競選表現極為差勁的後生女；何秀蘭抱怨自己失利或多或少與此有關。難怪事後對雷動行動劣評如潮，有媒體甚至預言，「雷動苦主大聯盟」勢出現。

　　雷動計劃是一個披着民主外衣的反民主的計劃。

　　首先，雷動計劃據說是按照調查統計的反饋而發出指示，又說是參與者集體決定的。但事實上根本沒有監管，完全黑箱操作。雷動計劃的調查信息來源從來沒有公開。聲稱危險的對象，實際上得票都非常高。比如，朱凱迪貴為票王，卻在最後一刻都在「拯救名單」中，就可見其預測的離譜。如果和港大民調對照看（在最後一天，朱凱迪民調已經在前兩位），兩者必有一假。雷動計劃是否發放虛假信息而影響選舉，要徹查。作出決策、發出指示的過程，又基本是核心人員（戴耀廷）說了算，甚至有理由懷疑，純粹出於個人喜好。

　　其次，雷動計劃的受影響者，完全是「被動的」。事實上，根本沒有哪個黨派宣布支持雷動計劃，戴耀廷就以「民主共主」的身份，自把自為地當上了所謂非建制派的操盤手，變成「造王者」。這種做派，和他當年牢牢霸佔「佔中」領導者地位的做法如出一轍。另一方面，一些非建制派事前已經譴責雷動計劃，雷動計劃已經不把他們作為「自己人」，但這個信息並不被一般受眾所知，讓他們誤以為，雷動計劃考慮的是「所有」非建制派的全盤利益。

　　第三，雷動計劃利用一些選民對建制派的抗拒心理，誤導選民相信，各非建制派別有着共同的利益，「都是自己人」。其實很多派別主張南轅北轍，根本不存在這種所謂的共同利益。候選人花費大力氣，解釋自己和其他派別的不同，結果他們都在最後一刻「被同質化」，原先的努力完全被抹殺了。

　　第四，從現實的角度看，各個派別都需要立法會的席位。席位對小黨派來說尤為重要，進入立法會後可以獲取補助，這甚至是它們賴以生存的資源。這些席位應該由他們之間互相公平競爭，而不是被戴耀廷操控。雷動計劃的受害方，戴耀廷能給他們補償嗎？

　　黎智英在幕後全盤操控

　　第五，雷動計劃和逼退候選人在獲得政府資助和突破經費上限方面有異曲同工之處。可笑的是，戴耀廷宣傳雷動計劃半年之久，大張旗鼓，媒體連篇報道，最後一天，還通過《蘋果日報》和網上組群，傳要救誰不救誰。接收到這個信息的人估計不下幾十萬，絕大部分是對此不明真相的普通選民，這正是他希望看見的結果。到最後，選舉結果引發一些人極大不滿後，就推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網上組群」，「誰都可以做」，參加的只有一萬人，「影響有限」。不負責任之程度，臉皮之厚，都令人難以置信。不過，如果知道當年戴耀廷承諾「一有混亂就叫停」，然而他不但沒有叫停非法「佔中」，反而半路施施然拋下抗爭的學生，回到學校教書，「要過自己的生活」。由此可知，其實是本性如此。

　　雷動計劃，是戴耀廷及其背後金主（黎智英）等大佬的劣質政治文明的又一範例。沒有黎智英的力捧，戴耀廷斷然沒有如此呼風喚雨的能力。但是一支筆，配上一個大喇叭，加上「含淚投票」「大局為重」的外衣，就極具蠱惑力。戴耀廷和背後金主口裏說着民主的漂亮話，幹的卻是暗箱操作、黨同伐異的勾當。他們操控民調，發放假消息，操控選舉，脅迫作為「同路人」的各小黨派，為他們集團的一己私利讓路。對這些劣質政治文化的集大成者，真正的民主派，應該從下而上地推動，把他們清洗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