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三年過去，自貿區從上海擴展到多個省份和城市，分析預計，未來還可能進一步擴展\資料圖片
文|利豐發展（中國）有限公司、利豐研究中心副總裁 洪雯博士
內地自貿區超越了國際上自貿區普遍實行的海關特殊監管模式，可視為「綜合性的制度特區」。但從近三年發展的現實來看，自貿區在脫離整體市場的個別小區域內進行制度創新，來推動高端服務業的發展，成效並不顯著。香港作為國家最大的自貿區、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其核心優勢在於資金、信息、貨物可以通過這個平台自由流通。未來，這一優勢還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內地第一個自由貿易區於2013年9月在上海成立，至今已三年。自建立之初時，自貿區曾在內地及香港引發了不少關於香港競爭優勢是否受到挑戰的討論。不少觀點認為，內地自貿區便是要打造與香港類似的自由港環境，但其成本會比香港低得多，而且與內地廣大市場腹地的聯繫更為緊密，香港前景因此堪憂。但亦有觀點認為，香港的諸多優勢，自貿區無法取代。
自貿區目標遠大於「貿易」
如今，三年過去，自貿區也從上海擴展到多個省份和城市，未來還可能進一步擴展。因此，目前正是時候回顧自貿區三年的發展，檢討香港尚有哪些優勢，值得自身及國家進一步發掘。
從各國案例來看，國際上的自貿區（這裏指單個國家內部的Free Trade Zones，並非國家之間通過簽訂自由貿易協定而形成的自由貿易區）的普遍模式是對貨物進出實行「境內關外」的海關特殊監管方式，以此推動貨物貿易及與之密切相關的生產和服務。
上述提到的自貿區通常全封閉運作，不能住人；區內的服務業集中於與貨物貿易相關的展示、物流、倉儲等服務，不允許消費性的經營活動。更重要的是，這些自貿區在經濟制度、金融體制、市場規範、法制等範疇，皆從屬於國家及所屬地方的整體體制。亦即是說，國際上自貿區的「自由」主要體現在貨物貿易的範疇，而在制度和體制上並未根本超出國家的整體框架。
不過，內地自貿區建設的目標遠大於此。與國際普遍的模式相比，內地自貿區發展的目標並非僅僅在於貨物貿易，更重要的是推動高端金融、貿易、物流等高端服務業的發展，吸引這些產業的總部在自貿區內聚集。
高端服務業的發展依賴於制度環境的配合；市場准入限制、政府審批、規則越位和缺位等，正是制約內地服務業發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內地自貿區的模式大大超越了海關監管的範疇，而是涉及更廣泛的制度改革，包括轉變政府職能、擴大投資開放、深化金融開放創新、完善法制、探索貿易模式創新等多方面。自貿區普遍採取的負面清單、取消審批等改革方向，正是推動服務業發展的關鍵所在。
可見，內地自貿區可視為「綜合性制度特區」模式，通過多方面的制度創新，推動高端服務業的發展，並帶動國家產業結構的升級。
「制度特區」模式成效如何
無疑，過往三十多年，「特區」模式在推動出口導向的製造業發展方面是非常成功的。這是因為製造業具有實體性，生產與消費的過程可以分離，生產的空間因此可以與消費市場完全脫離開來，只要在一個區域內提供生產所需的要素即可發展。因此，製造業在「特區」內很快就發展了起來。
但是，這種模式對服務業是否同樣有效？
服務業與製造業在根本性質上有很大不同。服務業具有非實體性，其發展所依賴的資金、信息和人具有高度的流動性，而且服務業的生產與消費的過程往往合而為一，提供服務的空間往往不能與其所服務的市場分割開來─即是說，製造業可以在市場之外去發展，而服務必須在市場當中去提供。在維持主體市場規則體系不變的前提下，劃定一個特定的小區域來進行體制改革試驗，以此推動高端服務業的發展，目前並沒有成功的國際先例可循。
事實上，從自貿區這三年發展的現實來看，也證實了在脫離了整體市場的個別小區域內，通過實行特殊的市場准入和監管、特殊的金融體制、貨幣制度、市場規範，以此推動高端服務業的發展，並隔離對整體市場的負面影響，成效並不顯著。
舉例而言，內地各個自貿區對外資普遍採取了負面清單的市場准入模式，並取消政府審批。理論上，很多在全國範圍內限制的外資投資領域，在自貿區內皆開放給了市場。然而，因為服務業並不具有地域可控性，若在自貿區內註冊的企業只能在自貿區的小空間內經營，而不能服務內地的其他地方，對投資者並不具有吸引力；但若能為自貿區外的市場服務，又相當於開放了全國市場，而且對區外的企業不公平。
因此，三年來自貿區負面清單的開放程度比起全國整體水平並無明顯優勢之處：負面清單在諸多地方都註明了「需符合有關部門的規定」，事實上是負面清單要服從於正面清單。也因如此，多個自貿區內註冊的外資企業數量均不到百分之五，最高的也不到百分之十。當初期望吸引高端服務業的外資投資，尤其是企業總部在自貿區聚集，以此帶動產業升級，成效並不佳。
金融方面，金融制度具有全局性和系統性，貨幣政策基本上是全國性的；在一個小區域內實行與國家整體不同的匯率和利率制度，乃至讓貨幣在一個小區域內可自由兌換，其可行性並不高。除非把自貿區封閉起來，割斷與國家之間的資金流通──而這將使自貿區成為一個孤島，對企業無大的吸引力，對內地其他地區的參考意義亦並不大。因此，過去三年，很多金融開放措施或者在自貿區內實驗成效不佳，或者僅僅給予了自貿區一個短暫的時間窗口，隨即在全國全面推行，自貿區的制度優勢並未體現出來。
香港優勢需進一步善用
與內地自貿區相比，香港的核心優勢在於資金、信息、貨物可以通過這個平台自由流通。
以貨物流通為例，香港作為自由港，海關監管極其精簡寬鬆；境外貨物利用香港轉口，除毋須交稅外，亦無需事先向海關申報，只需在貨物進入香港後十四日內告知海關即可。若是轉運模式，更完全無需向海關申報。這種海關監管模式為企業帶來了極大的靈活性，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佔有先機。例如，貨主可以在貨品進入香港之後，在盡量接近銷售的時刻修改貨物的目的地、出貨量、售價等，從而更貼近消費市場，而且可與其他產品拼箱集運，甚至可以待貨品離開香港後才向香港海關申報。這一點，自貿區無法複製，亦是香港成本雖高，不少貨物仍選擇經香港轉口的根本原因。
與香港相比，上海、廣東這些擁有自貿區的地區，其核心優勢在於與中國的大市場完全暢通無阻──香港畢竟是獨立的經濟體，與內地市場之間有邊界的阻隔。不過，這也是自貿區的尷尬之處。若自貿區與內地其他地區之間毫無阻隔，那自貿區的開放將等於全國開放，會為國家帶來風險；若自貿區與全國的大市場之間設有阻隔資金、貨物、人員、信息流動的邊界，其通達內地大市場的優勢便會打折扣。
自貿區另一局限，在於高端服務業和企業總部需要高質量的產業和生活配套，而自貿區的小範圍難以提供。中環或曼哈頓的樞紐功能，更是歷史、文化、經濟、社會、地理、政治、法律等多方面因素經歷長時間的演化、積澱而形成，這些因素短期內亦難以複製。
總體而言，自貿區三年的發展，顯示了以「政策飛地」的模式來帶動高端服務業的發展，成效欠佳。香港作為國家最大的自貿區、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其優勢未來還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無疑，自貿區雖有局限，香港亦不能輕視。若國家從整體層面調整金融制度和市場體制，自貿區與內地大市場之間無阻隔的優勢即可快速發揮，對以內地市場為服務對象的企業和人才形成巨大的磁力。更重要的是，自貿區以外，國家整體改革開放的步伐正在加快，越來越多中國城市正不斷開放、崛起。香港必須充分發揮所長，作為國家的有益補充，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