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公共服務均等化基金主要為未來數年可以落戶城市的一億農民工，提供公共服務，包括教育、醫療、就業、文化等領域

　　上半年內地經濟整體平穩，有企穩跡象，背後的原因主要源自短期經濟刺激政策，包括積極的財政政策，央行意外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以及政府大面積推出的房地產業去庫存政策等。但事後看，投入與產出相比性價比較差。上半年新增信貸或將創歷史記錄，超過09年「四萬億」同期，而每單位資金投入帶來的邊際經濟增長快速遞減。結構也未見改善，中長期信貸其中大部分流向了房地產、基建、居民按揭貸款等領域。/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總裁助理 邵 宇

　　政策基建和房地產投資成為主導力量，但民間投資增速繼續下滑，五月份同比增長僅3.9%。民間投資增速與整體投資增速的背離，反映出私營企業仍面臨資金成本過高，投資回報率過低，經營困難增加的情況。此外不同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態勢進一步拉大，需要警惕中西部和東北部分區域的尾部風險。

　　政策刺激 成本益高

　　這種情況下增長的可持續性是較弱的，二季度的經濟數據再度出現反覆，各指標有輕微的滑坡，這一方面說明前期政策的動能還在，另一方面，則說明內生的新增長點不足以支持更有力的經濟活動。可能同時存在副作用的包括：雖然核心通脹目前仍然較低，但食品及能源價格變動較大。一季度GDP平減指數已經結束了連續負增長的局面，其中第一產業GDP平減指數由上季度的負增長轉為同比增長10.15%，反映食品價格的大幅上升，與CPI走勢相脗合；另一方面大量的流動性進入到一二線城市地產，屢屢創出新地王，或者爆炒部分大宗商品，玩起了輪盤賭遊戲。可見政策刺激經濟增長所付出的成本日益提高，而市場擔心的產能過剩、金融風險隱患、企業經營惡化、債務槓桿率偏高的局面並未得到實質性改善。

　　同時，由於預期不明確，市場再度在刺激和出清之間反覆糾結，開始陷入觀望和政策觀察期。當前市場預期較為一致的是—中長期中國經濟走勢確實應該是L形，但是不確定現在處於L的一豎還是一橫狀態。如果是一橫，則證明築底完成，就意味着某種形式的出清已經實現。比照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時的情形，那意味着千萬量級的失業下崗、多家大型金融機構的破產清算等一系列經濟金融事件衝擊的出現，但現在也並沒有觀察到這些標誌信號的顯現。當然市場也都很清楚，1930年大經濟危機以來的現代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都是干擾徹底出清的，力圖緩解隨之而來的痛苦調整過程，並且主要是在需求側發力。

　　預期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經濟築底過程中，貨幣政策或將維持中性，在物價有所上升的情況下，近期降息必要性下降，而降準可作為對沖外匯佔款的有效工具，並為應對下半年美聯儲可能的加息預留政策空間。與此同時，將繼續按照區間調控、定向調控和相機調控的要求，統籌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一步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同時財政政策應當會進一步發力，通過加速基建投資進度來托底經濟增長底線。

　　穩住經濟 轉移槓桿

　　要充分認識到，當下問題的核心在於如何重建激勵相容和適度分享機制。從分享角度看，實際上中國並非沒有需求，任何有效需求都是需要購買力作為支持的，例如現在遷徙兒童和留守兒童接近一億，除非得到包括教育、醫療、健康在內的充分公共服務的支持，未來他們才會成為國家建設的中堅力量而不是相反，現在減少一元錢的投入，未來用來糾正的成本可能要十倍。

　　實際上，五月份一些關於教育、醫療、治安等方面的社會熱點事件，既是痛點和大眾關切，也明確的指出了未來改進的方向。這絕非是簡單的福利國家政策堆積，眾多研究有力的證明人力資本的匱乏，是形成貧困的重要原因，而這些方面的有效投資會極大的促進長期生產邊界的擴大，也正是以需求側結構性刺激來配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具體政策體現。

　　鑒於目前眾多托底政策呈現出的碎片化特徵，筆者建議設立一支十萬億量級的補短板基金（或者叫公共服務均等化基金），主要為未來數年可以落戶城市的一億農民工（及隨遷子女）提供公共服務，投向教育、醫療、就業、文化等公共服務領域，兼顧公共住房、舊城改造等。這是當下中國最大的分享，通過對於教育、公共服務的投資，帶來新的生產力和新的需求。

　　最後一次擴張中央政府、政策性金融機構與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整個國家的對外資產負債表，最後這點可通過向全球發行人民幣標價的中長期國債來實現，由此同步完成六大宏觀部門內部的槓桿轉移和再平衡。

　　在此基調上全力推進深度城市化，通過放鬆土地管控，加快土地改革，放鬆戶籍管制，進行超級城市和重點城市群建設。通過長三角、京津冀、長江經濟帶等區域建設，實踐建立起未來深度城市化的梯次範本，採用最新的基礎設施和智慧城市軟硬件系統，加大居住容積率，強化副都心建設力度，吸收更多人口落戶核心城市群。

　　民資信心 需要堅定

　　從國家戰略層面推動產業重新布局與區域協調發展，有效發揮政府在戰略規劃、政策引導和公共產品提供方面發揮重大作用，從而破解傳統模式斷裂帶下增長動力的部分缺失。同時也要從供給端壓制一二線城市房地產泡沫，明確未來房產稅的本質是基於存量財富重估的具有累進性質的資本利得稅，以調節財富分配失衡，並為未來城市運營管理新增可持續的財力來源。

　　從激勵機制來看，老鄉、公務員、外資和民資都很重要，應當全面更新激勵機制，讓科研人員、管理人員、企業家、政府官員、創業者、農民工、外資都要肯幹才能成事。只有喚醒各要素主體的主觀能動性，才能讓財富源泉充分奔湧出來。因此要明確政策，穩定預期，堅定市場信心，特別是民間資本的信心。

　　這就要求在混合所有制方面（廣義）樹立一些標桿，吸引民間投資進入。在新預算管理和債務約束的情況下，傳統GDP錦標賽下的地方政府投資衝動將被抑制，鼓勵和吸引社會資本以合資、獨資、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基建投資，即所謂的PPP模式（公私合作夥伴關係）也成為必然的選擇。

　　比如目前已經在開展的政府引導基金，由政府出資，吸引有關地方政府、金融、投資機構和社會資本，不以營利為目的，以股權或債權等方式投資於創業風險投資機構或新設創業風險投資基金，來支持創業企業的發展。PPP模式不僅是用於解決地方政府融資困境，關鍵在於改進治理機制，強化民資信心，提升投資效率，激發經濟自身動力。

　　另一方面，要培育良好的全方位的創新生態環境，通過保護產權、創造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環境，以此來鼓勵企業家，包括民營企業家發揮創新精神，在平等開放，相互支持的環境下建立良性循環的新政商關係。

　　政府的功能應當主要體現在協調放管服、優化執行過程、進行質量控制和強化監督機制。上述這些激勵機制的建立，完全可以結合中國式的槓桿乾坤大挪移，把現有局部企業、地方政府，傳統行業的高槓桿轉移到更具活力的居民部門、新興產業和直接融資金融體系，來提升經濟效率和優化資源配置。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要切忌行政體系內以文件落實文件，科學研究以模型推導模型，而金融市場以忽悠刺激忽悠。

　　（作者即將出版新書《全球化4.0：中國如何重回世界之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