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貿易政策不斷收緊，特朗普揚言將大幅提高藥品關稅，並要求藥廠降價。雖然尚未下達正式文件，但最新口風是分階段課徵提升，首階段將對進口藥品徵收「小額關稅」，然後在十八個月內提高至150%，最終提高至250%。此舉不僅會破壞全球供應鏈，還可能危及全球公共衞生系統，引起全球持份者的廣泛關注和擔憂。

　　特朗普開宗明義，徵收藥品關稅的目的是鼓勵藥企將生產業務遷往美國，在美國投資建廠，以實現「美國優先」的產業政策目標。他去函17家國際大藥廠，要求它們在美國市場的藥價，必須是已發展國家中最低的「最惠國藥價」。

　　雖然作為全球創新藥物中心，美國在高端醫療技術出口方面佔據主導地位，看似不會受到開徵進口關稅影響，但根據美國官方披露的數據，當地藥企生產時所用的原料藥（API）中72%依賴進口，而原料藥是任何製藥商供應鏈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一旦漲價或交付中斷可能會嚴重阻礙成品藥的生產。

　　美國藥品中高達九成為非專利藥，非專利藥廠利潤微薄，由於市場發展比較成熟，在過去數十年內，已將低附加值、會造成較大污染的原料藥生產轉移到其他新興市場，近年主要是從中國和印度等地進口價格相宜的原料藥。美國國內製造商要在短時間內逆轉這個形勢，實現在地化生產替代輸入進口，受建造廠房在安全及衞生上有嚴格要求，而且資本密集兼監管繁複等影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務。大幅加徵進口關稅，更大可能出現的是低附加值的原料藥和仿製藥首當其衝，藥企進口成本急增，直接推高美國終端藥價。

　　更重要的是，美國生產所需的人力、電力、運輸等成本遠高於亞洲與歐洲，加上當地藥品價格受複雜醫療系統及藥品福利管理機制（PBM）制約，即使成功把本地生產擴大，價格也難以全面下調，甚至可能是適得其反，因關稅擾亂醫療產業企業生產經營，推高成本並擾亂藥品供應鏈，加劇藥品短缺風險，從而使患者面臨風險。

　　中國是全球第一大原料藥生產國、仿製藥大國、中低端醫療器械主要生產國。根據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的報道，在截至2023年4月約十年間，美國平均約有17%的API進口來自中國，對中國的直接依賴程度或許可控，但是無論在常用的退燒藥、瀉藥等領域，以至抗生素等關鍵藥物，中國製品在美國進口的藥品中都佔了相當大的份額。中國更是全球醫藥價值鏈中，許多其他製藥大國的主要供應國，如美國第五大醫藥進口來源國印度，據估計便有近70%的原料藥由中國供應。

　　儘管2018年以來，美國對中國加徵了各種不同關稅，醫藥關稅政策還是相當克制，涉及的以醫用耗材為主，多數原料藥、製劑產品被排除在外。今年4月，特朗普宣布對全球開徵對等關稅時，超過90%的醫藥產品（包括化學藥製劑、疫苗、抗體等生物製品）及維生素類、氨基酸類等原料藥仍被納入豁免清單，僅布洛芬、去甲偽麻黃碱等少數原料藥未獲豁免。

　　若然今次真的落實藥品關稅，定必破壞製藥業及其供應鏈之間的微妙平衡，可能會增加基本藥物（如抗生素和抗病毒藥物）、診斷設備組件，以及個人防護設備的進口成本，基本醫療器械和藥物價格上漲是不可避免的；原料藥關稅也會間接推高許多專利藥物的成本，即使是在美國研發和生產也難幸免，就醫及藥物成本上漲將降低醫療保健的可及性，為低收入者和依賴慢性療法的患者帶來不成比例的負擔。

　　重組供應鏈非易事

　　在全球範圍內，關稅引發連鎖反應也可能加劇系統性脆弱性，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無法承受多階段加關稅造成的價格衝擊，病人負擔不起高價藥物，將造成延遲治療和更高的死亡率。貿易分化也會窒礙了各國在監測和控制各種疾病方面的國際合作，嚴重影響研發進步，最終影響到每一個國家的每一個人。

　　譬如，中國目前仍然依賴從美國進口先進醫療設備和創新藥品，如高階醫學影像系統（例如MRI和CT掃描儀）和有針對性的腫瘤治療方法，大部分進口價格本已不菲，未來若進一步上漲，低收入患者未必能負擔得起。幸好在此之前，中國藥企已加速向創新藥等高附加值領域轉型或通過海外授權等模式繞開關稅。

　　重組全球醫藥供應鏈是一項複雜且長期的任務，每款藥物背後是全球分工幾十年織就的精密網絡，在遵循市場規律的基礎上，發展美國本土生產體系需要多年的投資和監管同步，沒有十年八載恐難有大成，試問有多少病人能夠等得起？

　　藥品關稅政策不應只考慮本土產業的利益，還需要權衡全球貿易關係和患者利益，全球關注醫療平等者都必須立刻行動，積極支持基本藥物關稅豁免。否則關稅帶來的干擾將加劇健康不平等，並危及數十年來為實現全民健康覆蓋所付出的努力。

　　（作者為創業投資者聯盟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