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今年中國高校畢業生人數增至逾千萬，但就業機會卻沒有顯著增加，所以很多畢業生都很難找到工作。

　　年輕人就業難近年來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在2020年疫情後該問題進一步凸顯。為何中國一方面遭遇勞動力的結構性短缺，新增就業形勢良好，調查失業率進一步下降；另一方面年輕人就業難的問題又揮之不去？本文對年輕人的就業難問題進行分析，並就如何化解年輕人的就業壓力提出建議。

　　隨着中國各地疫情的好轉，7月份各項經濟指標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城鎮調查失業率從4月份的6.1%高位，回落至5.4%。但為何今年大學生的就業壓力比往年顯得更大呢？主要原因是今年大學畢業生「供給」過大，今年高校畢業生1076萬人，同比增加167萬人，歷史上首次突破千萬人大關。大學生畢業生的「供給」創了歷史新高，但上半年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卻顯著低於2021年，在新增就業機會沒有顯著增加的情況下，導致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凸顯。

　　今年大學畢業生突破千萬

　　筆者預計，隨着大學生畢業季的過去，之前沒有找到工作的大學生會降低擇業預期，「高不成低不就」現象會有所改觀，職業匹配度也將有所提高，故下半年年輕人就業壓力將逐步減少。

　　在社會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確實存在大學生的擇業需求和職業供給的不匹配問題。例如，不少畢業生希望選擇「旱澇保收」或「金飯碗」的崗位，自2009年起，國考（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已連續14年超百萬人，2022年共有約212萬人通過資格審查，報錄比達到了68：1，不少崗位都是千裏挑一，甚至萬裏挑一。

　　在西方國家及新興市場國家，長期存在「受教育者失業」現象，這是因為接受教育程度愈高，擇業、薪資等要求也隨之提高，但社會招聘需求未必與之相匹配。而中國這些年來各大學擴招現象較為普遍，根據教育部的數據，去年中國18歲學生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7.8%，明顯高於6年前的40%；在美國，這一比例多年來一直穩定在40%左右。

　　中國大學過去為了擴大規模而持續擴招，也使得社會用工方面供過於求，2021年應屆本科畢業生的起薪僅為5833元（人民幣，下同），已經顯著低於藍領工人的平均月薪6667元。因此，至少在平均薪資方面，白領的優越感實際上正在消失。職業教育作為工業製造的上游，在德國等高收入國家受重視程度和社會地位都較高，而在中國的職業教育則遠遠落後於普通高等教育。

　　據人社部、工信部發布的《製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顯示，中國製造十大重點領域2020年的人才缺口超過1900萬人，2025年這個數字將接近3000萬人，缺口率高達48%。因此，中國年輕人在專業發展方向上只要更面向人才短缺的行業，更注重技能培訓，則就業難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從今年開始，中國第二次嬰兒潮中出生的人口，將大規模退出勞動力市場，而且持續時間將超過10年以上。這意味着，中國今後10年將面臨勞動年齡人口的大幅下降，這將給年輕人的擇業帶來巨大的機會和挑戰。

　　從今年前7個月的數據看，中國接觸性服務業的銷售收入下滑依然比較明顯。如中國餐飲業的收入同比下降6.8%，商品房的銷售額下降28.8%。此外，旅遊酒店、航空業等都是受疫情影響比較大行業，這是導致服務業就業壓力增大的原因，而從業者多以年輕人為主。

　　在此背景下，靈活就業的模式就被愈來愈多地採納。對企業而言，一方面，靈活用工能降低企業的用工成本，但主要並不在於薪酬，而是五險一金等福利及各類稅費；另一方面，靈活用工使企業更能應對疫情突發和季節性變化的需求。對從業者而言，儘管缺乏五險一金等保障，但總比失業狀態要好，而且有些靈活就業者本身就有一份正式工作，靈活就業可以增加收入來源。

　　靈活就業者多為中青年

　　與海外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靈活就業起步較晚，2014年《勞務派遣暫行規定》出台後才正式開始發展。但目前靈活就業發展或已步入快車道：首先，平台經濟和共享經濟不斷發展壯大，催生大量的靈活就業；其次，與美國和日本類似，產業轉移和人口老齡化趨勢將帶動零工市場擴大並進入快速發展期；最後，從海外發達國家經驗來看，經濟下行往往會促進靈活就業方式的應用，疫情的衝擊或將推動靈活用工在僱傭模式中的佔比進一步提升。

　　過去10年來，中國靈活就業佔比穩步增長。中國城鎮就業人員中的個體就業人員，對應着靈活就業中自僱型和自主就業的部分群體。中國城鎮個體就業人員規模從2001年的2000萬人左右穩步擴大至2019年的1.2億人，佔城鎮總就業人員的比例也從8.8%升至25.8%。整體來看，城鎮個體就業增速持續高於整體就業的增速，尤其是2014年後，個體就業人數的增速中樞穩定在11%，而城鎮總就業人員的增速平均僅不到3%。

　　據市場調查統計，靈活就業者中約超過八成為40歲以下的中青年，而50歲以上的靈活就業人員僅佔5%左右。這與靈活就業崗位的特質有關，同時年輕人的就業壓力更大可能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中國靈活就業人員多數為高中以上學歷，反映出平台經濟快速發展之下，靈活用工崗位的信息化程度提升，靈活就業人員的素質整體更高。

　　從發達經濟體的發展經驗來看，靈活用工成為正式的就業方式，最早起源於20世紀二十年代的美國。在大蕭條時期，為了解決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靈活用工應運而生。20世紀七八十年代，隨着經濟出現滯脹導致失業率攀升，各國開始推動靈活就業給勞動力市場注入新的活力，靈活用工市場也迎來了較為快速的發展。

　　中國經濟從2011年開始就步入了轉型期，即經濟增速下降，但經濟結構在優化，新舊動能開始轉換，愈是到了經濟轉型的時候，愈需要自下而上推動創業和創新。世界銀行曾發布報告稱，在人工智能、互聯網等新技術基礎推動下，靈活就業有可能成為新的就業主體。這就需要我們更新觀念、與時俱進。

　　「金飯碗」「鐵飯碗」減少

　　記得筆者第一次接觸到電商，是在美國沃頓商學院學習時去Bestbuy買電腦，發現這家著名連鎖店的舖面已經很小，大部分商品都沒有，也沒有我需要的電腦型號。如今中國電商的規模已經大幅超過美國，在零售總額中的佔比超過25%，而美國僅11%。在商品供給方面，阿里平台商家數約為亞馬遜北美商家數的兩倍，阿里平台SKU（最小存貨單位）數量約為亞馬遜的3倍。

　　筆者認為，依賴房地產作為經濟主要驅動力的時代即將過去，財政收入中土地出讓金佔比將大幅下降，或將對公務員的需求帶來抑制，經濟結構所面臨的這些深遠變化或將減少全社會「金飯碗」、「鐵飯碗」的數量。

　　從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看，投資對GDP的貢獻將隨着房地產長周期的下行而回落，金融業也將隨之收縮；隨着歐美經濟的滯脹，出口對GDP的貢獻可能也將承壓。穩增長主要靠內需特別是消費拉動，這也是全球經濟的共同特性，而中國消費對GDP的貢獻一直低於全球平均水平。

　　那麼，這一經濟拉動模式會否被改變呢？筆者認為一定會的，目前中國95、00後已經成為了消費主體，這一年齡段年輕人的消費觀念與70、80後有很大不同，後者的消費率偏低而投資率偏高，因為他們年輕的時候正處在房地產的上行長周期中，而95、00後的父輩們大部分已經配置了房子。95、00後基本是1965至75年間出生的「富裕世代」的子女，本身享受家庭財富的傳承較大。從貝恩公司發布的《2018年中國奢飾品研究報告》中看，千禧一代逐漸成為奢侈品消費的主力，父母的資助是他們購買時尚奢侈品的資金來源之一。同時，新世代的人群是獨生子女的一代，該人群住房擁有率高達70%，因住房產生的負債壓力較小。

　　因此，當下的年輕人既是消費主體，同時也是創業主體，唯有同代人更了解自己的需求是什麼，才能創造出中國消費最大群體的各類適銷對路的商品和服務，如反映95、00後消費習慣變化的「世代新消費」，諸如：國貨、直播、遊戲等業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