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德國傳統產業面對不少挑戰，汽車等製造業優勢正被其他新興國家替代。

　　德國一直被視為歐盟內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成員國，也是歐元區經濟的重要支柱。德國經濟的興衰折射了歐元區經濟本身的困境，在接連遭遇英國脫歐和俄烏衝突後，歐盟內部分歧已經暴露出了領導力問題，同時反映出德國新一任政府在「後默克爾時代」所面臨的內政外交困局。

　　憑藉二戰後積累起來的製造業及貿易競爭優勢，德國經濟持續長達數十年的穩定增長，但自2008年全球經濟金融危機後，德國逐漸出現增長放緩等問題，金融和貿易優勢也遭遇新的挑戰。特別是在2020年全球疫情及2022年俄烏衝突的雙重衝擊後，德國經濟增長加速放緩，甚至將處於停滯狀態。

　　疫情中斷復甦之路

　　疫情前兩年，德國經濟增長已現放緩趨勢，疫情期間德國陷入深度衰退，至今仍未走出疫情陰影。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德國2020年四個季度的GDP按年（不變價）分別下降1.5%、11.3%、3.6%及1.9%，連續出現負增長，最終2020年全年收縮5%，雖然沒有2008年全球經濟金融危機嚴重，但下降幅度基本上比較相近（2009年德國GDP按年收縮5.9%）。隨着德國防疫政策放鬆，經濟出現比較緩慢的復甦態勢，但復甦勢頭並不理想，2021年僅增長2.7%，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相比有一定的差距。2022年初爆發的俄烏衝突給德國經濟復甦再次蒙上陰影，2022年第一及第二季GDP按年（不變價）分別增長4%和1.5%，第二季GDP按季計接近零增長。

　　同時，隨着能源危機加深，德國通脹也加快飆升。德國聯邦統計局數據顯示，德國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升幅由2021年1月的1%，大幅增至2022年7月的7.5%，2022年3月至7月連續5個月CPI按年升幅均超過7%，創下歷史新高。目前，德國通脹高企主要原因是能源價格上漲，而通脹也嚴重影響德國製造業和消費復甦。2022年7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大幅下調德國的經濟增長預測，認為今明兩年的增速將分別為1.2%和0.8%，而2021年則為2.9%。德國央行預計其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在加大，考慮高通脹仍難以消退，預計歐元區將被迫上調加息力度，德國國內的利率水平將加快上行，此舉將可能加劇德國經濟「硬着陸」的風險。

　　此外，德國製造業和消費復甦不振。一方面，德國製造業產業鏈受到全球供應鏈中斷影響，原材料、能源和運輸價格大幅上漲，企業的成本快速上升，大量製造企業出現瓶頸，中小型製造企業的處境更加艱難，導致德國產品在全球的銷量出現下滑趨勢；另一方面，德國國內勞動力市場出現了人力成本上升態勢，尤其技術勞動力短缺更為嚴重。根據德國伊弗（IFO）經濟研究所發布的兩份報告，技術工人的短缺在今年7月升至新高，影響了49.7%的德國企業，遠高於今年4月創下的43.6%的紀錄。

　　在此背景下，德國的消費復甦也遭遇挫折。德國聯邦統計局數據顯示，按照季節性調整的實際價值計算，6月零售業銷售額按月降1.6%，按年下跌8.8%，創下1991年以來最大跌幅。持續攀升的高通脹抑制了消費和零售意欲，據德國市場研究機構捷孚凱（GfK）數據顯示，8月德國消費者信心指數下跌至-30.6%，創下自1991年該項調查以來新低。

　　德國目前面臨的主要困境，主要有三方面：

　　一、疫情與俄烏衝突的雙重衝擊。新冠疫情方面，據德國聯邦疾控機構統計數據，截至8月下旬，德國確診病例累計3100萬宗，死亡病例超過14萬宗。德國伊弗經濟研究所（IFO）最新研究結果顯示，2020年至2021年期間，新冠疫情給德國造成的經濟損失至少達到3300億歐元，相當於2019年全年經濟總產值的10%。俄烏衝突方面，以德國為首的歐盟對俄採取了制裁升級措施，而德國天然氣和原油等嚴重依賴俄羅斯，由此造成德國的能源支出大幅增加，不得不尋求替代，包括增加從其他國家的能源進口、轉向液化天然氣（LNG）及開發利用新能源。德國聯邦經濟和貿易管理局（BAFA）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1月至5月德國天然氣進口成本比去年同期上升160%，而進口量下降近23%。

　　能源價急升 重創製造業

　　二、能源危機與經濟轉型困境。德國目前仍然遵循製造業為主的發展模式，其中汽車製造、機械設備製造、化工製藥、電子電氣等產業佔有重要的國際市場份額，同時可再生能源產業的發展也在加快，德國電力的40%來自於此。當前困擾德國經濟的主要因素是能源危機，因能源供應大量中斷，部分企業不得不負擔激增的能源成本。近期德國推出了應對能源危機的中長期計劃，到2030年將實現80%的能源供應來自於可再生能源，實施包括擴大陸上風能、太陽能發電等路徑。但這些計劃屬於長期方案，短期內仍難以緩解能源危機狀況。

　　三、傳統金融和貿易競爭優勢有削弱態勢。從一方面來說，德國傳統的金融模式並不完美，綜合性銀行的國際競爭力處於下降態勢，且存在數字化轉型偏慢、金融服務效率下降、盈利狀況式微等突出問題。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末，德國金融產業上市企業的營收和利潤分別為3773億美元、168億美元，佔GDP的比重分別為0.04%、0.01%，遠不及法國、英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

　　從另一方面來看，德國的出口貿易面臨一些新挑戰。長期以來，德國屬於出口導向型國家，其出口佔GDP的比重始終保持在40%以上，2019年的數值則達到了47%，遠高於中國、美國和日本等。但這種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也容易受到外部環境的衝擊，比如全球疫情、地緣政治等引發的供應鏈危機、能源危機，而佔比超過47%的德國出口貿易也出現了萎縮趨勢，出現近30年來的首次單月貿易逆差。未來德國出口貿易是否仍能保持獨特優勢將是未知數。

　　某種意義上而言，德國受益於「默克爾時代」所創造的有利環境，包括在內政上積攢的民眾信任、營造的政黨間團結氛圍，對外帶領歐盟與歐元區應對全球重大危機事件的務實姿態、處理大國關係和地緣政治的膽識及智慧等。然而，當前德國所面對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國際格局，其自身亦處於地緣政治的「風暴中心」。在經濟衰退加劇、能源危機和通脹高企的背景下，德國的前景和處境可能會更加艱難。至今德國經濟仍未完全走出疫情陰霾，經濟復甦脆弱且短期預期並不理想。7月德國製造業和服務業PMI（採購經理人指數）分別為49.3、49.7，兩者均降至榮枯線以下。種種跡象表明，德國的經濟衰退預期在逐漸增強。

　　政策現分歧 傳統優勢褪色

　　德國經濟挑戰從兩個層面來看：

　　一是政策分歧可能擴大、自主性將受到考驗。德國政府處理當下的危機事件時缺乏自主，並導致內部的不信任感加劇，例如在俄烏衝突事件上造成了歐洲較大的分歧甚至對立情緒。長期來看，這些政策釋放的信號對德國及歐盟本身都具有負面效應，造成未來經濟貿易復甦增長的外部環境惡化，不排除經濟衰退時間延長。

　　二是傳統優勢將面臨新的挑戰。德國傳統的經濟產業結構可能難以適應國際競爭環境，不僅汽車、機械設備等製造業優勢正在被其他新興國家所替代，而且在新能源、新基建及數字貿易、數字經濟等領域也不具備先發優勢。因此，未來如何扭轉頹勢還有賴於德國的改革創新，不僅需要加快經濟產業結構調整，加大對新科技的創新支持，適應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發展前沿和國際競爭格局，而且更需要在內政外交上保持獨立自主，積極化解地緣政治風險，創造穩定的外部發展環境，避免陷入新的衰退。

（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