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後疫情時代的美國勞動力市場可說是兩極走向，供給側冷清，需求側火熱，這種供不應求的局面促成了典型的「賣方市場」。
後疫情時代，由於基期效應、史無前例的逆周期政策和勞動參與率的變化等原因，美國官方失業率數據的噪聲較大，嚴重低估了真實失業水平。更重要的是就業的「K型」復甦特徵─低工資、低學歷、邊緣族裔或高齡人群等「弱勢群體」的就業人數與疫情前仍有較大缺口，成了美聯儲退出QE（量化寬鬆）的「絆腳石」。
對於當前的美國社會和白宮政策而言，分配是主要矛盾；對於美聯儲而言，就業是主要矛盾。二者的連接點在於，「最大就業」是實現分配正義的最有效途徑之一。這不僅要求美聯儲燙平經濟波動，還要求其將勞動力市場盡量長時間地維持在「高壓」狀態（失業缺口為負）。
弱勢群體是美國總統拜登「逆襲」的群眾基礎，但新冠肺炎疫情不講政治，恃強凌弱，中斷了疫情之前美國勞動力市場的健康運行。然而，美聯儲永遠是白宮的延伸，推遲Taper（減少購債）顯然是政治正確之舉。
就業市場「水深火熱」
後疫情時代的美國勞動力市場可用「冰火兩重天」來描述─供給側冷清，需求側火熱，這種供不應求的局面促成了典型的「賣方市場」。供給側來看，勞動參與率和就業意願都顯著低於疫情之前。需求側，截至2021年5月底，非農職位空缺總數已經超過900萬，職位空缺率高達6%，均為本世紀以來的峰值；接近3%的離職率也表明求職者信心十足。從2021年初以來，不同工資分位數和技能水平勞動者的工資漲幅來看，低工資或低技能勞動者的短缺更為嚴重。
截至2021年6月，美國勞工統計局公布的官方失業率已經從2020年4月的峰值（14.8%）下降到5.9%，但這低估了真實失業水平。美聯儲的目標是實現最大就業，而非最小失業率。「沒有一個單一的勞動力市場指標能夠準確地捕捉到就業缺口的大小，或識別出在不給通脹帶來過度上行壓力的情況下，強勁的勞動力市場何時能夠持續。」
所以，美聯儲會綜合考察失業率、勞動參與率、工資、平均每周工作小時數、職位空缺率、初次領取失業救濟金人數、臨時失業與永久失業人數的比較等。其中，勞動年齡人口的參與率（或就業率）是美聯儲最喜歡參考的單一指標。
就業復甦遲緩與新冠大流行衝擊的特殊性或救助政策有關。根據美國Census Pulse調查，按重要性從高到低排序，「沒有工作的原因」包括：退休人數激增；對孩子或老人家庭護理責任的增加；生病或殘疾（與新冠肺炎疫情無關）；由於COVID-19的原因被解僱；不願意工作；擔心感染或傳播COVID-19；僱主破產等。其中，「因照顧小孩或老人」而沒有工作的人數合計950萬，「因為新冠被解僱」的人數為600萬，「擔心感染或傳播COVID-19」的人數近300萬。統計上直接表現為勞動參與率的下降。
截至6月底，美國（總體）勞動參與率已經從2020年4月的60%反彈至62.1%，但仍比疫情之前（63.4%）低1.3個百分點。由於失業率的計算只考慮到了勞動人數（就業人數+無工作者但於過去四周內積極尋找工作的人數），並未考慮勞動者身份的轉換，也未考慮人口結構變化。所以，失業率指標失真了。如果調整勞動參與率的變化，美國的實際失業率仍高達8.6%。按美國勞工統計局（BLS）最廣泛的口徑計算，美國的失業率仍高達10%，大致相當於2020年5月的水平。
在2021年中期貨幣政策報告中（FED，2021），美聯儲引用了BLS的估計認為，如果考慮疫情爆發以來退出勞動力市場的工人，以及被錯誤地歸類為非勞動參與者的臨時裁員工人，6月份的實際失業率約為8.7%，高於官方失業率2.8個百分點。這遠遠高於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的觸發條件（6.5%是重要門檻）。與此同時，就業的改善在邊際上還出現了停滯，甚至是倒退的情況。
新冠病毒「恃強凌弱」
相對於疫情之前的趨勢而言，美國總就業人數仍有約900萬缺口。結構方面，受疫情影響顯著的服務業，以及原油和汽車價格上漲影響顯著的交通運輸業復甦最慢。低薪崗位和非裔等少數族裔的弱勢群體的就業形勢更為嚴峻，而這些人正是助推民主黨入駐白宮的重要力量。
從疫情之前美國勞動不同行業就業人員的結構可以看出，「弱勢群體」受疫情影響更為顯著。在受疫情影響的六大「前沿行業」中，共有約3200萬從業者，佔16歲以上總就業人數的比例為21%。
從族裔結構上看，白人在前沿行業中分布的比例（58.8%）均低於其平均值（63.5%），非裔（17%）高於其平均值（11.9%），拉美裔（或西班牙裔，16.3%）大致相等（16.8%）。分學歷水平而言，大學本科和研究生在前沿行業中分布的比例較其平均水平更低，高中（25.8%）和部分大學（36.3%）則高於其平均值（24.5%和32%）。
所以，新冠病毒有種「欺軟怕硬」的特徵。按工資將就業者劃分為三個組別，相比疫情前（2020年1月），截至2021年5月底，最高工資崗位的就業人數已經淨增加了7.4%，中等工資崗位就業人數與疫情前持平，低工資崗位比疫情前低22.2%。弱勢群體顯然處於更加不利的境況，這與拜登新政的目標不相符，也是貨幣政策更加注重分配效應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