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分析指，降準、MLF和OMO利率下調、結構性存款強監管均有利於降低銀行負債端成本，但總體力度仍不夠\中新社
新冠疫情衝擊下，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壓力加大，間接也需要通過降低貸款利率來引導企業融資成本下行。近期關於存款基準利率調降的討論升溫，本文主要對存款基準利率下調的可能性及幅度進行探討。
一、討論存款基準利率下調的背景
2019年以來，政府工作報告、國常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多次明確提到要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降低社會融資成本。2019年8月LPR（貸款基礎利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降成本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貸款利率下行幅度仍偏小。2019年，1年期LPR報價累計下行16基點，5年期LPR報價下行5基點。LPR報價的下調促進了新增貸款利率的下行，2019年四季度貨幣政策報告顯示，12月新發放的一般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5.74%，較9月下行了22基點，較2018年同期下行了17基點。但由於LPR只針對新增貸款，而新增貸款在總貸款中的佔比較低，全部貸款利率的下行幅度較為有限。
2018年以來，以3年期AAA中票為代表的信用債收益率跟隨國債收益率持續下行，最大下行幅度達175基點，而新增一般貸款加權平均利率最大下行幅度僅45基點，顯示貨幣政策傳導仍然不暢。這一方面與融資市場割裂有關，很多融資主體並不能順暢地由信貸融資轉向債市融資，另一方面也與銀行負債成本相對剛性有關。
1月份以來，新冠疫情持續發酵，對於「弱復甦」進程中的宏觀經濟造成較大衝擊。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壓力加大，間接也需要通過降低貸款利率來引導企業融資成本下行來實現寬信用。但貸款利率的下行需要壓縮銀行息差，銀行動力不足，壓縮空間有限。通過降低存款利率，降低銀行負債成本，來降低社會融資成本成為備選。
二、引導銀行負債端成本下行更為有效
從商業銀行的負債端構成來看，近年來企業和居民存款佔比有所下降，但仍是負債的最主要來源。截至最新，企業和居民存款、同業負債、債券發行、對中央銀行負債在銀行總負債中的佔比分別為62%、10.6%、9.5%和3.8%。發行債券、同業負債、對中央銀行負債的在總負債中的佔比在24%左右，降準、MLF（中期借貸便利）和OMO（公開市場操作）利率下調均會引導銀行這三種負債成本的下行。2018年貨幣政策進入寬鬆周期以來，央行共進行了八次降準和兩次降息，10年期國債、DR（銀行間回購利率）、SHIBOR（銀行間拆借利率）等市場利率均出現了大幅下行，但商業銀行存款成本率出現了一定的上行，導致銀行計息負債成本率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呈上升趨勢。
商業銀行存款成本率居高不下原因有三：
首先，在存款脫媒和表外融資收縮背景下，信用創造主要依靠表內，貸款增速持續高於存款增速，銀行對存款的爭奪推高存款成本。近年大量存款轉而投向貨幣基金、互聯網理財等產品，以獲取更高的收益，使得商業銀行的存款出現「脫媒」，一般存款向同業存款轉化，加劇了銀行對一般存款的爭奪。但同時，金融去槓桿導致非標等表外融資渠道受限，表內貸款繼續成為我國信用擴張的主要渠道，2019年新增社會融資規模中，新增人民幣貸款佔到了66%。
而2013年12月以來，金融機構貸款餘額增速持續高於存款餘額增速，截至2020年2月末，貸、存款餘額同比增速分別為12.1%和8.1%，缺口達4個百分點。在貸款增速持續高於存款增速的情況下，增加了銀行對存款的需求，從而推高了存款成本。
其次，監管指標強化了銀行對一般存款的爭奪。無論是早期的存貸比指標，還是後來陸續增加的各種流動性指標，都凸顯了存款的重要性，為了滿足這些指標，銀行會投入更多的資源去爭奪存款份額，進而加劇存款市場的競爭。2018年5月，銀保監會發布了《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試行）》，新引入了淨穩定資金比例、流動性匹配率和優質流動性資產充足率三個量化指標，新規的本意是限制銀行的借短貸長和同業擴張，但無形中加劇了銀行存款爭奪的問題。比如，流動性匹配率指標給予一般存款和1年期以上同業存款較高的權重，加劇了銀行對該兩類存款的爭奪，間接推高銀行整體負債成本。
再次，資管新規以後，現金管理類產品和結構性存款成為高息攬存的方式。在存款基準利率和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的約束之下（大、中小銀行的存款利率上限一般為基準利率上浮30%和40%），銀行無法大幅抬高存款利率，但可以通過保本理財和結構性存款等方式變相高息攬存。資管新規以後，保本理財逐步清理，現金管理類理財產品成為銀行理財產品轉型的重要方向，而非保本理財利率下行較慢，規模保持穩定，這也導致銀行不得不提高存款利率來吸收存款。
2017年以來，結構性存款規模快速增長，2018年中小銀行的結構性存款餘額同比增速甚至超過了50%，截至2020年1月末，全市場結構性存款規模達到10.79萬億元（人民幣，下同），但結構性存款最大的問題是「假結構」，實質就是高息攬存。
降準、MLF和OMO利率下調、結構性存款強監管均有利於降低銀行負債端成本，但總體力度仍然不夠。降準可以為銀行提供流動性，降低存款爭奪的壓力，並給信貸擴張創造條件，同時派生存款。2018年以來，央行已經進行了八次降準（包括定向降準），在不考慮存款派生效應，降準對降低銀行負債成本的直接影響相對有限，2019年以來的五次降準合計大約能夠節約銀行資金成本635億元，降低銀行負債端成本僅3基點左右。MLF和OMO利率下調雖然可以直接降低負債端成本，但對中央銀行負債在銀行總負債中的佔比僅3.8%左右，直接影響較小；當然，MLF和OMO利率下調也會引導SHIBOR、同業存單利率和商業銀行金融債收益率下行，並間接降低銀行負債端成本，但由於MLF和OMO利率下調只會影響到增量負債，作用相對有限。
2019年10月發布的《關於進一步規範商業銀行結構性存款業務的通知》強調納入存款管理和衍生品真實交易，明確禁止「假結構」問題。2020年3月，央行發布《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加強存款利率管理的通知》，強調加強存款利率自律管理，將結構性存款保底收益率納入自律管理範圍，並將存款類金融機構執行存款利率管理規定和自律要求情況納入MPA考核，將在較大程度上遏制銀行通過發行結構性存款高息攬存的行為，緩解對存款成本的壓力，但結構性存款的問題也在於其在銀行負債中的佔比也不大（不到6%）。
存款基準利率下調在引導銀行負債端成本下行方面更直接、更有效。2015年10月，央行放開存款利率上限，標誌着中國利率管制已經基本取消，利率市場化邁出關鍵一步，在此之後，中國存款基準利率未再調整。
但央行繼續公布存款基準利率，為金融機構利率定價提供參考，並通過指導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對存款利率上限構成一定強約束。由於存款在商業銀行負債端的佔比在62%，所以存款利率的調整對於銀行負債端成本的影響明顯大於MLF、OMO等政策利率。如果存款基準利率下調，再加上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的約束，銀行負債端的成本下行空間將較大。
華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李慧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