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生娃後的「保養費用」不斷上行 中新社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造樓越多，造人越少。高度世界排名前100位的已建成摩天大樓，分布在10個國家或地區。這10個國家和地區的粗出生率水平全部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建設的摩天大樓越多，反映在一定條件下，政府的非均衡發展模式越顯著，經濟集聚越加速。經濟集聚過程中，帶來經濟因素和社會環境的激烈變化，就會在改變民眾的生育觀念。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李迅雷
近日有媒體宣稱，「到2019年11月17日為止中國出生人口1016萬，距離2019年結束還有一個多月，按今年的月出生人口，剩下的一個多月預計新出生的嬰兒不到100萬，那麼2019年的出生人口約為1100萬。」
也有學者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年出生人口數據，以及《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公布的全國住院分娩活產數，提出「如果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8年的出生人口1523萬是準確的，我們認為2019年的出生人口不太可能跌到1200萬以下。反之，如果2018年的實際出生人口像《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顯示的僅有1362萬，那就不能排除2019年的出生人口只有（甚至不到）1200萬。」
非均衡發展趨嚴重
其實，無論2019年出生人口是1200萬以上，還是1100萬左右，出生人口向下的趨勢是毫無疑問的。根據現有數據推算人口出生數量，可能是人口學，尤其是人口統計學的範疇。而本文嘗試換個視角，從經濟學的範疇，來探討人口出生減少的趨勢性特點。
結合聯合國公布的《2019年世界人口前景》報告和全球高層建築數據庫公布的高度世界排名前100位的已建成摩天大樓數據，可以發現很有意思的特點，這100座摩天大樓分布在10個國家或地區，而這10個國家和地區2019年的人口粗出生率（通常指一年平均每千人中出生人數的比率）均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例如中國、阿聯酋、美國所擁有的摩天大樓數量，均超過10座，而人口粗出生率也只有10%至12‰的低位水平。中國與美國接近，但令人意外的是阿聯酋，人口粗出生率竟較中國還低1.5個百分點。
總的來看，這十個國家或地區，擁有目前世界最高的100座已建成建築，但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粗出生率水平，無論是與全球平均水平相比，或是與所在區域相比，均明顯偏低。尤其是韓國，最高的100座已建成建築中，擁有4座，首爾的樂天世界大廈排名全球第五，但人口粗出生率水平已經非常嚴重了。
據韓國統計廳最新統計，今年三季度，韓國的新生兒總數和生育率均創下歷年同期最低水平，繼去年是全球唯一一個生育率跌破1.0的國家後，今年可能創下更低紀錄。
生育作為一種生物過程，理論上一個婦女的最高生育力能夠達到15至20個孩子。但這種最大的生物潛能，無論古今，都沒有在絕大多數人群中實現過。這說明，生物因素只是給生育提供可能，但要把可能變為現實，還受到社會經濟環境因素的制約。
影子價格持續加增
而筆者認為，建設的摩天大樓越多，反映的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政府通過非均衡的發展模式，將資源向城市集中，經濟向心發展到極限狀態的一種外部顯化。經濟向心的發展過程中，必然帶來經濟因素和社會環境的激烈變化，就會在不同階段改變民眾的生育觀念，經濟向心程度越高、生育慾望越低。
孩子是家庭內部父母生產的「家庭品」，孩子雖不像市場商品那樣有明確的市場價格，但卻可以有「影子價格」，通過影子價格來表現家庭撫養孩子的「機會成本」。而民眾的生育行為，又是一種外部性很強的行為，面臨着公共資源的競爭，進而獲得「市場收益」的多少。這就會導致在不同階段，將生育視作是購買「耐用生產品」、「耐用消費品」還是「奢侈消費品」。
可分三個階段來解釋：
第一個階段，將孩子視作「耐用生產品」：在經濟比較落後的階段，生育一般是個人收益大於個人成本，但小於社會成本的行為。也就是說，民眾生育得越多，就能夠越多搶佔公共資源，使自己獲益更大。如果沒有政府行政行為的介入，「多生」將會成為個人（或家庭）的理性選擇，生育類似於家庭擁有「耐用生產品」的過程。
第二個階段，將孩子視作「耐用消費品」：當經濟發展程度到了一定階段，例如發達的市場經濟社會，往往是通過非均衡發展模式，通過將資源向城市傾斜，帶動經濟的增長。伴隨着經濟實力增加，例如建立了社會保障和保險制度，為了贍養老人而生育許多孩子的好處減少，這促進了生育率的下降。
第三個階段，將孩子視作「奢侈消費品」：伴隨着非均衡發展模式，資源在向城市集中的同時，撫養孩子的「機會成本」也會被相應推高。例如義務教育和上大學越來越普遍，在拉長教育年限提高人口素質的同時，也提高了家庭養育孩子的成本。另外，養育孩子或生育更多的孩子，常常意味着家長放棄獲得更賺錢的職業或收入流。因此，即使有政府介入，民眾也會去衡量收益與成本，當收益小於成本時，理性的民眾也不會傾向於「多生」。這個階段生育及撫養孩子，則相當於購買「奢侈消費品」。
生育成本擠出效應
耐用消費品往往是指那些購買之後使用壽命相對較長，可多次使用的消費品，由於購買次數較少，因而導致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和決策更加慎重。如果把孩子也視作「耐用消費品」，那麼與購買汽車一樣，生娃也需要支付相應的「購置費用」（夫妻結婚）、「保養費用」（居住養育）。而更值得關注的是，生娃後的「保養費用」是在不斷上行的。
先是居住費用。按照Wind公布的數據，截至2019年10月，一線城市居住價格為4.1萬元左右。據國家統計局2019年7月31日公布的《建築業持續快速發展 城鄉面貌顯著改善──新中國成立7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十》報告，2018年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39平方米。簡單計算，一線城市家庭每增加一個人的住房成本在160萬元左右。2018年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個一線城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致在6萬元附近，按夫妻兩人算12萬元。那麼增加一個人，所需要花費的住房成本，相當於夫妻兩人十三年的可支配收入。
另外更值得關注的是教育文化與醫療衛生的費用。現階段，教育文化娛樂的價格增速仍然保持在高位，這就意味着，家長在為孩子購買教育資源上，要支付越來越高的價格，即使「消費量」不增加，但實際的負擔仍然是在加重的。而醫療保健支出價格的回落，或許跟2018年以來國家醫療保障局推進的藥品帶量採購有密切關係。
若將孩子視作「耐用消費品」而非「耐用生產品」的角度來觀察，粗出生率水平的降低，是在城鎮化乃至城市化導向過程中，民眾對「收入與成本」綜合考量後的必然結果，城鎮化水平越高，越會擠出民眾的生育意願。從這個角度講，「全面放開生育限制」的單個政策，只是在政策上做「鬆動」，表明積極態度。
但解決問題的核心，是要抬升民眾的生育慾望，這就需要綜合政策體系來支持，尤其要防止「大城市病」，降低居住、教育、醫療等成本，至少不能讓生娃變成購買「奢侈消費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