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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進階門長開 能力是關鍵/德國波恩大學經濟學博士 沈凌

時間:2019-02-18 03:18:14來源:大公報

  前一陣子有一篇文章因為杜撰了一個貧困狀元死了的故事,其微博被輿論判了死刑。不過,因為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始終存在,這個主題賴以生存的土壤依舊沒有發生變化。這個微博被掐滅了,估摸着要不了多久,類似的微博又會冒出來。這樣的寫手能夠月入十萬,就是這樣的社會土壤滋養出來的。

  作為關注收入分配不均的經濟學者,我知道這個話題的分量。那些毫無道德底線的寫手願意消費這個主題去月入十萬,但是嚴肅的學者願意考慮的,或許是如何才能減少這樣的寫手的產生幾率。畢竟,中國過去的百年史,被這樣的寫手翻雲覆雨耽誤掉的時間和機會太多了。

保持分配不均尊重客觀規律

  從宏觀上講,收入分配不均是永恆的,分配平均才是暫時的。收入分配不均的來源很多,比如個人的天賦和努力程度,運氣的好壞,都是客觀存在而不能被人為消滅的。保持這樣的收入分配不均,其實才是對客觀規律的尊重,才有助於這個社會的和諧運行。我們的歷史上曾經有過試圖全面抹殺這樣的不均的實驗,結果是並沒有成功消除這樣的不均的同時,還喪失了社會進步的機會。其教訓沉重地連回想都不敢回想。

  很多人說:我們社會對不均等其實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對不公平的現象容不下。當然,這話是簡單而又正確的。但問題在於:不均等是可度量的,不公平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有時候還是「今天的公婆說有理」不等於「明天的公婆也覺得有道理」的。所以,想要設計一個絕對公平的分配原則,讓今天的公和婆都認同,還要讓未來的公和婆也同意,基本等於天方夜譚,經濟學家早就放棄了這樣的努力。

  有人認為中國的基尼系數早就遠遠超出了國際水準,收入分配不均已經到了危險的邊緣。但是實際上,每個國家的民族特性不同,對收入分配不均的容忍度也是不一樣的。美國和北歐都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地區,其科技創新的速度也都很快,但是一個是發達國家中不均等程度最高的,一個是最低的。兩個極端都可以達到相同的經濟成果。說明社會制度本身就是多姿多彩的,並不存在千篇一律的標準答案。

  從微觀上看,既然社會不均等在我們存活期間是一個不可改變的現實,那麼更加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跨越階層,向上升入一個層次,簡單地說,能不能由窮變富?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任務。因為即便經濟增長,你的收入也隨之增長,但是如果你的增長率沒有高於平均水準,你的階層仍舊是難以變動的。當下很多新媒體文章煽動「階層固化」這個辭彙,說的就是這樣的一個現象。

  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即便在增長率大幅度下降的今天,我們再悲觀,都不會認為我們不增長了。一個經濟體的宏觀增長率越高,這個經濟體內的微觀主體的成功概率也越高,這是一個基本的社會現象。比如前幾年杭州誕生了一個阿里巴巴,這個公司的迅速增長造就了幾百個千萬富翁。這就是宏觀增長和微觀階層變動之間的生動案例。所以,要說中國的階層固化很嚴重,那麼全世界真的沒幾個地方還有階層不固化的了──凡事都要比較着看,對不?

  其次,經濟增長往往是有行業偏向的,不可能各個行業各個地區平均增長。所以,對不同行業的人其實都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機會。我記得小時候是一個「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的時代。我們巷子裏首先富裕起來的是什麼行業的人呢?計程車司機、酒店大廚和菜市場裏面的個體戶,他們當時的工資遠遠高於公務員、教師、醫生之類的高級知識分子。所以,當時這樣的收入分配不均對我們的影響很大,不少人也贊成「知識無用論」,這樣的見識,是不是和今天買了房坐等升值的人的道理是類似的?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他九十年代當主廚的工資,一年就可以在杭州買個小套房了。但二十來年過去了,他現在在杭州依舊是一個中等偏下的生活水準。回想當年的高工資行業中,有多少人能夠抓住這一社會給予的機會,完成向上的階層晉升,由窮變富呢?可能還不足百分之一。那樣的可能途徑只有兩條:其一是你在自己的行業裏面做的最好,主廚變成了美食家,直到今天你的工資還是很高的,畢竟行行出狀元,這是人力資本的提高導致的階級晉級;第二是你可以選擇適當的投資理財工具,把高收入轉化為高財富,這是物資資本的提高導致的階級晉級。

  我們這個社會不能總是「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當行業溢價從餐飲轉向互聯網的時候,酒店大廚相對於程式員的收入就下降了。如果作為一個普通的酒店大廚,在自己行業溢價高的時候,沒有抓住機會,把高收入轉化為高財富,那麼當其收入相對下降的時候,他又會重新淪落到社會底層。這個時候哀嘆的,究竟是「階層固化」,還是自己沒有能力邁過這個一直打開着的向上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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