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俄羅斯總統普京不顧強大的民意反對，推出延遲退休計劃。從明年開始，慢慢將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齡從現在的60歲提高到65歲，而女性相應地從55歲延遲到63歲。原因很簡單：俄羅斯正面臨着養老金虧空的危機，再不改革，養老金體系就要崩潰了！而讓俄羅斯人感到憤怒的是：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16年公布的數據，俄羅斯的平均期望壽命才68.8歲，在全球排名120。所以，按照這樣的新退休計劃，俄羅斯人幾乎是「活到老，幹到死」的節奏啊！

　　養老危機並不僅僅出現在俄羅斯一個地方，全球都有，中國也不能例外。因為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中國現實的威脅，中國所面對的「未富先老」局面，比發達國家例如日本的「先富後老」，顯得更加困難。按照目前的老齡化比例和增長速度，有人預計中國2026年就會進入公認的老齡化社會，而那個時候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頂多不過是兩萬美元。所以無獨有偶，我們的政府和社會也在討論如何實施「延遲退休」計劃了。

　　那麼是不是除了延遲退休，就沒有別的辦法來解決養老金問題了呢？未必。

　　首先因為制度的原因，中國政府還有龐大的國有資產作為後盾。從法理上講，國有資產是屬於全體公民的，所以老百姓的養老一旦出了問題，完全可以用國有資產來彌補。這和家裏個人養老，沒有了收入來源可以從家庭資產中彌補是一個道理。有估計，現在的國有資產大約是60萬億。而目前每年的社保支出僅僅是5萬億。如果我們的國有資產收益率能夠達到8%，那麼就可以完全覆蓋我們的社保支出。

　　當然，問題就在於，目前的國有資產收益率很低，做不到8%。這裏一方面有管理效率低下的問題，另外一方面也有價格管制的問題。作為老百姓，我們常常詬病兩桶油的壟斷導致了油價高企，卻往往沒有看到我們的鐵路總公司雖然也是一家獨斷，但是它的客運票價僅僅是德國的同等車票的六分之一。所以，國有企業的改革，不僅需要通過混改來提高經營效率，還需要更加多地市場化，充分利用價格信號來優化資源配置。國有資產應該盡可能地用資產收益率作為管理目標，而不是用「社會效益」這樣的難以量化的指標來管理。這樣才能真正把國有資產的價值顯性化。

　　很多人或許會擔心：一旦定價市場化，那麼很多自然壟斷的行業豈不是價格高高在上，老百姓更加難以承受了嗎？就拿中國鐵路來講，一旦提價（正如我反覆建議的，至少應該在春運等高峰期間提價），老百姓的負擔不是更加重了嗎？只要我們把中國鐵路總公司的股權劃入社保基金，那麼我們即便高價養肥了中國中鐵，其好處依舊是全體中國人的，而通過社保基金還能更加公平地讓全體中國人享受到。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低票價的絕大部分好處被「黃牛」拿走了。

　　其次，我們改善了國有資產的收益率之後，還需要有一個合適的「退出機制」，從而讓國有資產能夠真正的服務於養老基金。這就需要有一個有效的證券市場。目前還有大量的國有資產沒有上市，即便已經上市的國有企業（如兩桶油，國有大銀行等），他們的國有股流通性很差，估值很低，真的需要變現去彌補養老基金，恐怕一下子也實現不了。這就需要證券市場有一個慢牛行情，通過幾年乃至十幾年的持續上升，不斷吸引社會儲蓄進入股市，增加承接能力，搞活流動性。

　　而這，又需要國資管理部門摒棄舊的管理思路，有進有退，讓進入穩定發展時期的大型國有銀行和自然資源行業（石油煤炭）等逐步增加分紅率，以中國工商銀行為例，每股3元的未分配利潤，如果能夠在未來的五年內每年分配6角錢，其股息率也將達到10%以上，這樣就會把目前龐大的社會儲蓄（它們都是風險偏好很低的資金）從理財和銀行存款中吸引過來。而通過逐步增加股息派發比例，可以有效控制股市的上漲幅度，避免過去「牛短熊長」的尷尬境地。

　　總而言之，中國雖然面臨「未富先老」的養老困境，但是我們也有全球獨有的制度優勢。只不過，這樣的制度優勢目前還是隱形狀態，想要把它的效果發揮出來，需要有一定的實現條件。只要我們堅持改革，一定能夠解決這個並非無解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