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舜源 文、圖
圖：北京（順天府）府學胡同「文丞相祠」內
宋代經濟文化高度發達，卻持續遭受來自北方遼、西夏、金、蒙古和元政權的威脅，但「以天下為己任」的優良傳統，始終是社會精英、進步知識分子的核心價值觀。南宋朱熹繼程頤、程顥之後，致力於儒家思想當代化，形成「程朱理學」，強調道德情操、理想信念、民族氣節、社會責任、歷史擔當。朱老夫子八百多年前的部分講義，竟留存至今。而民族英雄文天祥堅持天地正氣，是忠義節烈等優秀傳統的踐行者。他的《行書上宏齋帖卷》，實際上是對自己遭誣陷的申辯書，記敘南宋末年發生的紙幣信用危機，連同權奸當道、空談誤國，加速了南宋滅亡。遺墨存史，值得後人關注。
朱子書《周易》，敬天見道心
朱熹（一一三○至一二○○年），字元晦，號晦庵，人稱考亭先生。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長期生活於今福建武夷山地區。是南宋思想家、教育家、詩人、文學家和書法家。流傳至今墨蹟頗多。一部分是講義；一部分自書詩作，是有意識創作的書法藝術品。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宋朱熹〈易．繫辭〉》冊，與故宮博物院《行書〈周易．繫辭〉本義手稿卷》是配套遺墨，還有遼寧省博物館藏《大學或問．誠意章》（在《行草書書翰、文稿卷》中）、《論語集注》殘稿等等，留下他大學者治學手稿。因是手稿，信筆書寫，但前後呼應，轉折自如。行筆時筆鋒稍斂，時見隸意，而且明顯有蘇軾書法影響。
《宋朱熹書〈易．繫辭〉》冊，紙本，每開本幅縱三十六點五厘米、橫六十一點八厘米，行楷大書，每字在五寸之上，共一百零七字：「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朱熹書。」大約作於四十五至五十三歲之間。文中墨蹟除了反映其書風，還可見其理學家對文字學的獨到體會。例如「天」字，大字之上的一橫特別重大。因為此字構造為會意字，「大」表示人，人頭之上敬戴者，是為天。他的這種寫法，表達了對天的特別敬意。如今所說「頭頂三尺有神明」，大抵源自朱子學說。朱子對四書的章句註解，在南宋被定為官學，以後一直是科舉必讀書。台北故宮博物院的研究員指出，朱子的楷書與唐虞世南筆法、結體相近。此作結體上重下輕，也與虞字相近。行筆筆勢深沉而急速，時有飛白，筋骨突出，有快劍斫陣之勢，是朱熹書蹟常見特徵。
遼寧省博物館藏朱熹《行草書書翰、文稿卷》之書翰部分，是朱子寫給表弟和學生程洵（一一三五至一一九六年）的信。程洵字欽國，後更字允夫，號克庵，婺源人，也是當時大儒。信末標明致「允夫糾椽賢弟」。「糾椽」指他出任信州文學、衡陽主簿、吉州錄事參軍等文書類職務。
來信起初留在程家，朱熹去世七十年後，蒙古鐵蹄南下，程洵的子孫躲避戰亂，祖先遺物也流離四散。元朝中期，留在江西婺源程洵六世孫程彥達，買回了三幅字—朱熹寫給程洵的信、朱熹講學手稿《大學或問．誠意章》、朱熹寫的《獨游寶應寺詩》。程彥達將三幅朱熹遺墨，加上請畫師繪朱熹和程洵的畫像、題跋裝裱在一起。據史料記載，為宋元時期所作畫像，左側清瘦、白鬚者為朱熹，右側可能是其表弟程洵，應該與朱子實際形象比較接近。
「此天之祥，乃宋之瑞」
文天祥（一二三六至一二八三年），宋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在《獄中手書》中自述生平：宋理宗端平三年五月二日子時降生時，祖父夢見此嬰騰紫雲而上，所以命名為「雲孫」，成年後朋友送他字「天祥」。寶祐三年（一二五五年），地方官李愛梅，舉薦時年二十歲文天祥和弟弟文璧為郡貢士。當時既以天祥為名，於是改字「履善」。父親文儀帶領兩子，一同赴臨安（杭州）趕考。途經玉山時，遇一異僧，指長男文天祥說：「此郎必為一代之偉人，但不是造福一家。」
《宋史．文天祥傳》稱他自作秀才時，見學宮祠祭的同鄉先賢歐陽修、被金兀朮刨心的抗金英雄楊邦乂、胡銓等「忠節」們的畫像，就傾心嚮往。宋理宗親政後，採取澄清吏治、整頓財政等改革措施，尤其是審時度勢，出兵聯蒙滅金，一時間頗有中興氣象。到寶祐四年（一二五六年）文天祥舉進士時，理宗已經在位三十多年，有些倦勤了。二月初一，禮部開榜，「奏名」皇上，文天祥、文璧同登科第，文天祥排名第五。接着，理宗在集英殿親自主持大庭試策。天祥乃以「法天不息」為對，就《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展開論述，要求皇上繼續振作精神，發憤圖強，振興國家。文章萬餘言，不打草稿，一揮而成。「理宗皇帝覽予對，親擢為第一。」
還有一段花絮：「理宗覽對策，見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這位「天之祥」，乃大宋之祥瑞也）。此後朋友遂又以「宋瑞」稱之。考官王應麟最後奏道：「此卷文章古為今用，此人有古大臣風，忠肝如鐵石。臣祝賀陛下得人了！」五月二十四日，皇帝親臨現場，「臨軒唱名」，宣布文天祥膺狀元郎。從此更激勵了他清忠報國的意志：「第一臚傳新渥重，報恩惟有厲清忠。」（《集英殿賜進士及第恭謝詩》）「二宋（北宋宋庠、宋祁）高科猶易事，兩蘇（蘇軾、蘇轍）清節乃真榮。囊書自負應如此，肯遜當年禰正平（三國彌衡）。」（《次鹿鳴宴詩》。以上見《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六《別集》）
《上宏齋帖卷》，居喪「申辯書」
故宮博物院藏文天祥《行書上宏齋帖卷》，紙本，縱三十九點二厘米，橫一百四十九點九厘米，從明初大學士李時勉跋文開始，一直以為是給出任刑部尚書、籤書樞密院事（相當於副宰相）包恢的賀信。筆者認為，其實是就瑞州任內刑獄、秤提（南宋為應對楮幣即紙幣貶值，以銅錢、金銀、實物等收兌貶值楮幣）、平寇等施政問題遭人誣陷後，上包恢的「申辯書」。信尾「承心制文天祥劄子」，「承心制」是南宋專用名詞，相當於明清時的「守制」。封建時代定制，父母、祖父母亡故必須辭官守孝，文天祥參與了南宋「承心制」相關討論。咸淳元年（一二六五年）四月，其祖母梁夫人病故，其父早已去世，他作為長子是「承重孫」，因此「申解官，承心制」，就是辭官守孝。此處特別聲明自己是在守孝期間上書。守孝期間不參加慶祝活動，不為人道賀，所以不應以賀信視之。包恢，字宏父，一字道夫，號宏齋，北宋名臣包拯九世孫，為陸九淵、朱熹弟子，以廉明、能幹着稱，理宗去世後，繼位的度宗於咸淳元年（一二六五年），起用他任上述職務。他任內破豪猾、去奸吏、治蠱獄、課盆鹽、理銀欠，力圖扭轉殘局。
原來，文天祥大庭試策、臨軒唱名一番風光之後，英雄無用武之地，把持朝政的是宰相賈似道及宦官董宋臣等一幫奸人。到開慶元年（一二五九年）補授承事郎、籤書寧海軍（山東牟平）節度判官。景定四年（一二六三年）出任江西瑞州（今高安）知州。他後來在獄中回憶說：當時當地匪亂初平，兵火之後，遍地瘡痍，他以寬惠政策安撫民眾，以清廉措施震懾官吏，將官兵中為害百姓的罪魁禍首繩之以法。於是張布綱紀，上下肅然。又拿出官家匯兌產生的積存百萬貫，創便民庫，遺愛在民。五年（一二六四年）十一月，理宗繼承人度宗，任命他為江西提刑（地方司法官員），翌年即咸淳元年二月，赴江西瑞州辦理交接。
以往提刑只負責刑獄一項，此時增加「秤提」（紙幣兌換）和平寇二事，「任大責重」。就在四月率部到達吉州太和縣時，家中祖母病故，於是辭官守孝。但朝中御史黃萬石（此公後來投降元朝）奏稱，應以不稱職罷官（《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六《別集》）。這封信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寫給自己信賴的刑部尚書、署理副宰相包恢的申辯書。信末「正月」，應是居喪守孝期間的咸淳二年（一二六六年）或三年正月，而二年正月可能性大，但肯定不是以往以為的元年正月。
記紙幣危機，揭宋末敗象
此信反映了南宋滅亡前夕發生的貨幣危機。我國在北宋時期出現「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時稱「楮」、「楮幣」。紙幣必須與金銀、特別是當時的本位幣、基礎貨幣白銀掛鈎，就像現在發行貨幣與黃金儲備掛鈎一樣。但到南宋末年發生嚴重紙幣危機，紙幣兌銅錢一路暴漲。為穩定人心，必須將紙幣兌換成金銀、起碼是銅錢，即「秤提」。信中指出：當前金融危機根源，在於紙幣失去信用，人們最擔心的是物價飛漲。作為政府，「無財用，何以聚人？無政事，何以立國？」因此上任後，「以楮為本職第一事」，首先致力於以楮幣兌換銅錢，穩定物價。但治楮勢必觸犯豪強利益，牽動朝中官員，於是紛紛彈劾他施政「威虐」。拯救貨幣行動受挫，功敗垂成。這與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滅亡前夕相似。他辯解：自己秉持血忱至公之心，在轄境雷厲風行治楮，但哪裏有「專事刑威」啊！
信中還簡述治理「血江、閩、廣三路十數年」的贛寇：「天祥白手用兵丁萬人，聲罪致討，首尾三月，寇難（得）以平」。但朝中有人睜眼說瞎話，誣陷他「討捕失敗」，以及重孝不報，不肯告假。最讓他感慨的是，為國家真幹事、幹真事，被攻擊為無事生非、胡作為；講空話、不幹事，被誇獎為愛國愛民。結果是：「父母之國，不可以行政也」；幹一件事難上加難：「任事之難，尚矣！」宋、明兩個漢族王朝滅亡前夕，朝堂上下流言蜚語，不做事不犯錯，誰幹事則群起而攻之。由文天祥此信可見，這時南宋已經具備了行將滅亡的「必備條件」。
天地有正氣，勁逸留筆端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文天祥《草書謝昌元〈坐右自警辭〉》卷，縱三十六點七厘米，長達三點三五七米，作於咸淳九年（一二七三年），是有意識創作的一件書法作品。前部是謝自己的自警辭；後部是文天祥的贊辭，字跡略小。謝昌元字叔敬，號敬齋，四川資州資陽人，與文天祥同為寶祐四年進士，這時已經六十歲，而文天祥三十八歲，故文末謙稱「後學文天祥」。南宋滅亡後謝昌元降元，文天祥為其書寫的周公之禮、孔孟之道、「厚風俗、美教化」等「坐右自警之辭」，算是白費功夫，但作品的書法藝術歷久彌新。
文天祥學習書法，主要以宋初頒行的《淳化閣帖》為本，其傳世作品以行草、草書為主。其書以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為準則，筆畫、章法以陸機、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等晉人為法，字字獨立，大小差別不大；但捨晉人章草筆畫厚實、筆意樸拙，代以唐張旭、懷素線條瘦硬、體勢開張的特點。《行書上宏齋帖卷》更像是一篇公文，雖是行草，但工整規範，收放自如，體勢通達，前人稱其風格為「清疏挺竦」。此文若是放在明清，應該是「端楷」書寫。《草書謝昌元〈坐右自警辭〉》因進士同年之請，以狀元之尊為其書銘，則縱筆騁懷，用筆勁逸飛動，筆勢婉轉流暢，筆畫英挺蘊藉，一種魏晉風度、唐人氣象。
遼寧省博物館藏《行草書木雞集序卷》，縱二十四點五厘米、橫一百三十五厘米，也是作於咸淳九年，應同鄉張強之請而作，循循善誘晚輩後學，通篇筆勢迅疾，行雲流水，一氣呵成。作者以師者要求自己，故從頭至尾無一筆懈怠，筆力如錐畫沙，筆觸清秀靈動，書風俊逸豪邁。篇末鈐「天祥」、「履」、「善」三印章。一個充滿浩然正氣的志士仁人，不管他在什麼樣處境中，都是如此頂天立地，踏石有印、抓鐵留痕。
（本系列‧完）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