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港九大隊游擊戰士在行軍

　　侵華日軍於1941年12月突襲香港，英國守軍節節敗退，香港同月淪陷。然而，香港戰事一起，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三大隊即派出黃冠芳、劉黑仔等率領武工隊進入沙頭角。日軍進佔港九後，兵員不足，只能駐守市區、交通要道及前沿防線，無力顧及新界山區。入港游擊隊趁勢在這些真空地帶謀求發展，他們尾隨向前推進的日軍，沿途收集英軍遺棄的武器彈藥，並建立起秘密聯絡點，着手開展敵後游擊戰。

　　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

　　為了聯合及加強在港的抗日力量，1942年2月3日，進入港九地區的這幾支游擊隊分隊成立了一支港九獨立大隊，由原香港工人蔡國梁任大隊長，原香港青年知識分子陳達明任政委。大隊人員有內地游擊隊派來的幹部，有來自洋務工會、中華書局、東華三院等社團的進步青年（印刷工人潘江偉就是其中之一），還有香港的愛國民眾。1942年5月，中共粵北省委遭到破壞，又有一批共產黨員撤退到香港，加入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可見，港九獨立大隊的發展及壯大，亦與內地軍事局勢的變化有密切關係。

　　港九游擊隊作為唯一一支在香港的抗日武裝部隊，為淪陷時期的香港作出了重大的貢獻。首先，游擊隊一個功績是「秘密大營救」。當時，不少國民黨政要、知名愛國人士和文化人集中香港，戰火突然降臨，他們無法及時撤退。日軍佔領香港後，四出追捕這批人士。這批人士萬一落入日軍手裏，日軍便可大肆宣傳及乘機要挾，以作為與中國討價還價的資本。日軍如果抓住了作家、演員、劇藝界，就不會放過這機會，勢必威逼利誘文化演藝人士成為日軍的宣傳工具。

　　秘密營救文化演藝人士

　　當時，滯留香港的政要人物和愛國人士連同他們的家屬，有數百人之多，營救這批人士由海路離港的任務，主要落在游擊隊的海上中隊肩上。營救行動從1942年1月初始，至2月底結束。被營救出來的知名人士和家屬共八百多人，最著名的有：何香凝、柳亞子、茅盾、夏衍、胡繩、喬冠華、黎楚生等。後來，海上中隊亦逐漸由護航小隊發展為近百人的海上中隊，他們在香港附近海域頻繁襲擊日軍海上交通線。海上中隊先後經歷較大海戰十多次，繳獲敵船13艘，擊沉10艘，並截獲數百噸貨物上交東江縱隊總部。港九獨立大隊的營救行動，營救出多位當時在香港的知名人士，破壞了日軍嘗試利用這班名人作宣傳工具的陰謀，實在是香港抗日歷史上不可磨滅的一頁。

　　東江縱隊還與盟軍、英軍服務團等緊密合作，協助營救大批盟軍及國際友人。香港淪陷後，受到侮辱的不僅僅是華人，還有英美和加拿大官兵及印度警察。他們被俘後，分別被拘於香港的集中營。香港大學教授兼義勇軍成員賴廉士（Lindsay Ride）逃離集中營後，得到東江縱隊的協助，逃往大後方。賴廉士到了後方向英國軍事當局建議組織一個營救戰俘的團體──英軍服務團。東江縱隊在以後的活動中給予英軍服務團以有力的協助，包括助其建立情報站，提供日軍在港的活動情報，協助盟軍部署對日反攻作戰。1944年美方更主動派出情報組與東江縱隊合作，在東江敵佔區，廣泛建立了情報站，為在華美軍提供寶貴的情報。這些軍事上的情報，令盟軍了解到駐港日軍的軍事部署，為擊敗駐港日軍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西貢作抗日根據地

　　港九大隊以新界鄉村為根據地，出沒於九龍和港島市區，積極對日軍發動攻勢，包括派遣短槍隊襲擊日軍據點、截擊日軍運輸隊伍，以及伏擊漢奸，使駐港日軍不得安寧。黃冠芳、劉黑仔麾下的短槍隊多次在茶果嶺、牛池灣等地襲擊日軍。他們先後伏擊了日本特務東條正芝及多名漢奸密探。1944年初，手槍隊偷襲啟德機場告捷，迫使掃蕩西貢、沙田的日軍退回市區。據1942年的一次人口調查，當時整個新界區的日本人只有41人，在西貢區的一萬零八百二十一個華人中，統計完全沒有日本人。西貢遠離香港市區，群山圍繞，往九龍只得一條小路，令當時西貢成為易守難攻的要害之地，因此成為港九大隊的主要根據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英國則於1945年9月1日重新接管香港，港九獨立大隊奉東江縱隊命令撤離，但其後又應英方請求，自發組成自衛隊以協助維持新界治安。及至港府於1946年9月重開各區警署後，自衛隊才陸續解散。可見，東江縱隊作為一支建立於抗日戰爭的部隊，即使在戰後亦致力保護香港作出貢獻，香港人實應銘記東江縱隊這份無私守護香港的偉大精神。

　　在抗日戰爭期間，港九大隊與日本佔領軍的鬥爭，經歷3年多。西貢地區起伏的山巒和眾多的海灣，掩護着港九大隊的游擊戰士，襲擊日軍，拯救滯留香港的文化人。游擊隊在多次突襲和搶救行動中立下功績。因此，戰後40年，由以往活躍於港九大隊的熱心人士，籌集捐款，向港英政府在西貢斬竹灣申請土地於1989年建成「抗日英烈紀念碑」。紀念碑標誌了港九大隊與抗日歷史的密切關係，也確認了港九大隊老戰士為香港所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