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四十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中斬獲佳績的《年少日記》，「五一」期間吸引不少內地民眾前往觀影。影片聚焦精英家庭狼性教育下的青少年之殤，讓在應試教育中成長起來的這一代人產生無限共鳴，「太戳人了！簡直看到了童年時的自己」。

　　很多人會將劇中男孩鄭有傑在被暴打、鄙視、冷落中走向輕生的悲劇，歸咎於嚴厲暴躁的父親。但這顯然不只是家庭教育出了問題。激化教育的競爭與焦慮、加劇教育之功利化和工具化的，是父親不斷向兒子灌輸、但並未宣之於口的「優績主義」理念，而這恰恰是整個社會的通病。

　　網上曾流傳一份中產家庭「雞娃競賽」規劃表：一歲開始中英雙語學習；三歲熟背一百首古詩；八歲贏得奧數比賽獎項，外加鋼琴及跆拳道考級……在「劇場效應」的影響作用下，沒有家長和孩子能在這樣你追我趕的氛圍中停下腳步。

　　「優績主義」推崇的正是這樣一種狹隘的、標準化的成功定義，它將高分數、高學歷與高收入、高地位等緊密關聯，無法在這單一賽道中脫穎而出的，便會被歸結為「失敗者」，也就是鄭有傑父親口中的「垃圾」。

　　影片尤為讓人共情的，是籠罩在鄭有傑身上的恐懼情緒。每一份不理想的成績單都如同巨石滾落，讓幼小的他承受着超乎年齡的「生存壓力」。而每一次「失敗」都可能擴展到對自我價值的否定，最終導向精神世界的崩塌。

　　雖然不是每個故事都走向如此極端的結局，但鄭有傑式的「恐懼」，其實伴隨着大多數被「優績主義」綁架的孩子。以至於很多人在成年之後，還經常會在「考砸了」的噩夢中大汗淋漓地驚醒過來。這也是不少觀眾從鄭有傑身上看到自己成長中之青春陰影的原因。

　　一個十歲的天真爛漫的小男孩，人生畫卷才淺淺掀起一角便被毀於一旦。《年少日記》借由這一悲劇向社會發出拷問──在成功倍受推崇的時代，平庸者和失敗者是否也有權利快樂地生長、肆意地追夢？

　　或許僅憑一部電影，根本無力在社會制度和輿論觀念上撼動「優績主義」這座大山。只希望它能像漣漪觸碰漣漪，激發人們去思考，努力去探尋那一個影片中沒有給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