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有名的「怪人」，除了章太炎大概就數辜鴻銘了。一提辜鴻銘，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怪」：首先是經歷怪：「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其次是「茶壺茶杯理論」怪──公開主張多妻主義；再來是他的形象怪：已入民國，卻堅持蓄髮梳辮，瓜皮小帽，長袍馬褂；當然最怪的是他的行為舉止：「張口子曰、詩雲，間或也流利地Yes，No，好辯，好罵人」。辜鴻銘的「怪」據說已產生「國際影響」，以至於在當時的外國人中，流傳着「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的說法。

　　如果辜鴻銘的「怪」只局限在這些層面，那辜鴻銘何足道哉？有真才實學硬功夫而又別有堅持與眾不同，這樣的「怪」才能讓人既覺得驚奇又十分佩服。辜鴻銘的「怪」，說到底是源於具有深厚的西學功底又堅守中國傳統舊文化──這使他既敢於在外國人那裏展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越」，也敢於在那些受了外國影響而提倡新學的人那裏，憑藉着比他們對外國文化還內行的本錢來堅守甚至弘揚中國文化。在一個「外」代表「新」而「中」代表「舊」的時代，以「外」見長卻偏來守「舊」的辜鴻銘，不怪才怪！

　　怪當然也有怪的好處：辜鴻銘的「怪」不但使著名文學評論家勃蘭兌斯注意到了他並撰長文介紹，文豪托爾斯泰和泰戈爾都和他有過交集，而且也使他的書在那個年代十分走俏。當年張中行想買他的書還頗不容易，通過同鄉走後門才買到英文的《尊王篇》、《清流傳》和中文的《張文襄幕府紀聞》。辜鴻銘因「怪」而帶來的文化／市場效應，由此可見一斑。

　　辜鴻銘有西人血統卻留滿清長辮，得英國學位卻無紳士風采。梁實秋說他「不修邊幅，既垂長辮，而棗紅袍與天青褂上之油膩，光可鑒人，粲者立於其前，不須攬鏡，即有顧影自憐之樂」，可見頗具魏晉風度。辜鴻銘長相和學識跨越中西兩界，立場不合時宜，性情有如《世說新語》中人──能不「怪」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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