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亭序》真跡已不存，傳世的是各種摹本、臨本、刻本。《蘭亭序》的底本是不是王羲之寫的，自清代以來就有各種質疑。

　　清人阮元看到晉代磚文有篆隸筆意，於是推測《蘭亭序》應當是梁、陳時人所書。李文田亦認為《蘭亭序》是南朝梁、陳以後的書跡，真正的王羲之的字必然與《爨寶子碑》、《爨龍顏碑》相近。

　　晉磚、「二爨」固然是晉、宋書跡，不過拿碑刻來衡量《蘭亭序》，並不恰當。因為勒碑刻銘以莊重為要，自然要選擇正體字而非行書、草書，而且常常運以更為古老的筆意。而《蘭亭序》是一篇用行書書寫的文稿，自然和碑刻上隸意濃厚的字樣大相徑庭。

　　在「蘭亭論辯」中，郭沫若根據新出土的晉人墓誌向《蘭亭序》發難，這一點延續了清人的思路。不過郭沫若見到的傳世書跡要比阮元、李文田等人豐富，他不僅可以見到「定武」本等《蘭亭序》刻本，而且可以見到《蘭亭序》各種傳世摹本、臨本，還可以見到日本所藏《喪亂帖》、《孔侍中帖》等王羲之信劄摹本。郭沫若認為《喪亂帖》等和出土墓誌有一脈相通之處，而和《蘭亭序》大為不同，因此力主《蘭亭序》為偽造。

　　以石刻中的字樣質疑《蘭亭序》，是忽視了「銘石書」和日常書寫的不同。而執《喪亂帖》等而否定《蘭亭序》，同樣失於對不同類別的分辨。《喪亂帖》與《蘭亭序》固然同為行書書帖，但二者文體有異。《喪亂帖》是信劄，故而率意揮灑；而《蘭亭序》是文稿，而且傳世《蘭亭序》並非最初起草的草稿而是謄寫稿，故而工整妍美。

　　拿可信的晉人書跡與王羲之的其他書跡同《蘭亭序》做比較，看《蘭亭序》是否符合東晉時期的書風以及王羲之本人的書法風格，這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如果無視不同的類型所具有的不同特徵，執此以衡彼，結論就很難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