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公報》發表的每一篇文章，汪先生都一定會看的。每天早上，他會在北京的家中，戴上老花鏡，打開報紙的電子版，一個版一個版地讀下去。「評論版的那篇稱讚醫生堅守抗疫一線的文章是你的吧。用了筆名，但還是能看出是你。」「今天的專欄，題材選得好，就是厚度還稍稍欠了點，不過，能看出你的用心。」汪先生一邊讀，會一邊通過微信把他對我的文章的點評發過來。看着這真切的字字句句，我彷彿又回到了二十年前在報社實習的時光。

　　那年，讀大二的我利用寒假到《光明日報》教育部實習。不論我每天早上自以為來得多早，到編輯部時，汪先生一定已經在辦公桌前開始讀報了。他是主任，部門最大的領導，本想打招呼，但又不敢打擾。原以為他不會記得我，不料一個星期之後，忽然有天早上，他抬起頭來，說了兩句話：「小趙，你前天的通訊寫得不錯，我專門推薦給了編委，總編輯今早還特意寫了評語，你回頭認真看。」「你這兩天看看大學生寒假都忙些什麼。寫點東西，直接給我。」原來，汪先生一直在觀察我。他有意布置了頗有難度的題目，待我完成後，給了我很多點撥和指導。

　　那年寒假的實習，讓我受用終身，不但讓我這個中文系的學生初步摸到了新聞採寫實踐的「門檻」，更在中央大報的平台得到了寶貴的鍛煉機遇，讓我的視野大大開拓。我永遠記得汪先生說的話：「報紙，是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要辦好，就要寫有深度有溫度的東西。否則，就沒有『心』，打動不了自己，更打動不了別人。」

　　二十年來，汪先生一直關心我的發展。如今，他早已退休，知我在港開了專欄，不時發來信息，字字句句，如耳提面命，溫暖如初。

逢周一、三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