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並不知道該如何稱呼，更不敢叫一聲「孃孃」。那是二十年前的四月，我還是四川大學中文系的一年級學生。同宿舍從湖南來的陶兄艷軍，比我年長，十分耿直。有天中午，他帶着些興奮問我：「最近手頭有沒有新寫的文章？」我一時沒反應過來。「前些天我不是說帶你一起去拜訪一位媒體的長輩嘛。」他這一提醒，我想起來了。
二月剛剛開學時，他鼓動我給成都當地的報刊寫稿子。我不肯。一來蜀地文人泱泱，我不過是十八歲的學生，不想貿然；二來當時《四川日報》和《成都晚報》的副刊在全國頗有名，若無人推薦，上稿太難。陶兄卻說：「我覺得你可以試試。過些天家鄉人可能會託我帶東西給一個媒體的長輩，我帶你一起去。」我沒放心上，陶兄卻極認真。
於是，我帶着自己寫的懷念母親的散文，第一次見到「長輩」袁艷梅孃孃。我大吃一驚：她竟是《四川日報》的書記！見我緊張得手足無措，她親手為我倒了杯茶，讓我坐下，然後戴上老花鏡把稿子逐字讀完，說「小趙，散文貴在情真意厚，寫得不錯！這些都是你的故事？」我小聲地「嗯」着。她嘆口氣：「不容易，堅強些！你母親不在了，父親呢？」「也不在了。」她沒再說什麼。一把抓起桌上的電話，撥通了，跟《成都晚報》的總編輯說：「給你推薦一個川大中文系的娃娃，文章好，我讓他去找你！馬上去。」我不記得當時有沒有道謝了，只是一時間不知道該如何稱呼這個慈愛的長輩，想叫聲孃孃，卻不敢。
也正是從那篇文章開始，我的散文和詩開始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當地的報紙副刊上。直到畢業離開成都，我也再沒見過她。
袁孃孃，你還好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