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那年，我大學畢業。接到了一家單位的面試通知，平生第一次來到上海。南昌路，一一○弄。弄堂口的牌子上寫着「上海別墅」。我就在這裏，第一次見到徐智明老師。而這，距離他第一次寫信給我，已經過去了整整十二年。

　　外灘，豫園，南京路──徐老師帶着我一路走，一路聊，我們一老一少有着說不完的話。那一年，徐老師六十四歲，體力頗好。他特意借了一個性能參數高的相機，給我拍了很多相片。他說「人生的第一次，都是值得紀念的。」有一天黃昏，我們坐在人民公園的長椅上聊天。「陽陽，大上海，你要慢慢地品，才有滋味。我退休了，你還年輕，你有權過上好日子，更好的日子。」說完，他就那麼慈愛地看着我，握着我的手。

　　這是久違的父愛的溫度。中學畢業，父母離世。我入讀大學之後，徐老師的信忽然就密集了起來。他看似不經意地提醒，回過頭去看，都是因為他擔心我一個人在外面「學壞了」。記得大一下學期的一天下午，有個中年男子到學校的宿舍找我。他是徐老師的一個晚輩，從上海到成都出差，徐老師叮囑他，一定要抽時間到學校看看我，帶我改善伙食。徐老師還讓他帶給我一千塊錢──而那時，我和徐老師還從沒見過面。這是怎樣的一種信任、一種愛。生活那麼殘酷，我又是何其幸運！

　　徐老師把我當孩子，我卻從沒有叫過他一聲父親，這是一輩子的遺憾。第一年在上海工作的冬天，有天突然降溫，快下班時前台打電話給我：「你爸給你送大衣來了。」我納罕。來到公司大門，只見徐老師拿着一個大袋子，在寒風裏就那樣着急地看着我，我的眼淚止不住地掉了下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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