淪陷後的香港，除了恐怖，還有飢餓。「日本軍統治了十多天的香港，什麼都沒有：水電，交通，燃料，食糧，零票。」「路中心隔不了多遠，就能遇到一個惡殍，蠟黃的皮膚上呈現着深灰色的龜裂紋。」食水斷絕，人們漫山遍野尋找積蓄雨水的坑洞，「東區半山地帶，深約二尺的炮彈洞經過一夜的功夫便能瀦起半坑的黃濁的山水。天方破曉，獵取這樣的黃水的人們便在滿山跑，帶着大大小小的器皿─餅乾罐、亞鉛桶、汽油箱，乃至漱口杯。」「那時只怕炮彈炸得兇。」「現在卻恨炮彈不夠多，不夠猛！」

　　人們住進防空洞。防空洞「有過死人以後，接連又發生了幾個病人。最初洞裏有『紅十字』還盡一下人事，設法將病人移去。但後來病者日有增加……『病人』和『好人』的界限就很難分清，『紅十字』於是也弄得束手無計。」（茅盾《劫後拾遺》）

　　陳寅恪一家寓居九龍太子道三六九號。他辭去港大教職，在家閒居避亂。錢糧來源皆斷，唯靠些微存糧，維持生計。全家人幾個月不沾腥葷，有時以紅薯根皮餬口，每餐亦只得半飽，偶有一隻鹹蛋，全家五人分食，如珍饈美饌。即便如此，日軍送來緊缺大米，均被陳寅恪嚴詞拒絕，他直言「寧肯餓死，也不收日偽一分一毫」。

　　新年之際，陳寅恪賦詩感懷：「寂寞盆花也自開，移根猶憶手親栽。雲昏霧濕春仍好，金蹶元興夢未回。乞米至今餘斷帖，埋名從古是奇才。劫灰滿眼看愁絕，坐守寒灰更可哀。太平洋戰起困居香港時作一九四二年二月─《壬午元旦對盆花感賦》」

　　生活幾近絕境，陳寅恪仍堅守青雲之志。日本當局派人持軍票二十萬元，委任他到上海或廣州辦學，陳寅恪以身體有病為由，一口拒絕。他說：「至精神上之苦，則有汪偽之誘迫，陳璧君（汪精衛妻子）之兇惡，北平『北京大學』之以偽幣千元月薪來餌，倭督及漢奸以二十萬軍票（港幣四十萬），託辦東亞文化會及審查教科書等，雖均已拒絕，而無旅費可以離港，甚為可憂……幾陷入絕境。」（《致傅斯年函》）亦堅持撰寫《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 

　　在朱家驊的協調下，一九四二年五月五日深夜，陳寅恪一家喬裝混上運糧船，在狂風暴雨中離開香港，到廣州後，又顛沛輾轉一個多月，終於在六月十八日抵達桂林。逃亡中「兩月未脫鞋睡覺」。

　　戴望舒時任《星島日報》副刊編輯。一九四二年三月，日軍將支持抗戰的戴望舒關進域多利監獄（今大館），七個星期後，經葉靈鳳等保釋才得以出獄。其間，他受盡折磨、身體殘損。香港，成了他文字淬火的熔爐，他筆下江南水鄉丁香小巷的纏綿，長出了堅硬的棱角。他不再沉溺於個人情愫的淺吟低唱，而將目光投向為家國奔走的抗戰士兵、尋常百姓，文字裏多了山河破碎的痛感、鐵骨錚錚的坦蕩。

　　作家小思感慨：「戴望舒的詩風在香港起了很大變化。他不再在雨巷口躑躅沉吟。陷入日軍手中，深受折磨的他，在中環潮濕牢獄裏，用殘損的手掌，寫下幾闋悲壯的心曲。混合了血和淚，描繪一顆赤心。剖白式的呼號，凸顯了一個寄居香港的中國人心靈。」

　　「你們之中的一個死了，在日本佔領地的牢裏，他懷着的深深仇恨，你們應該永遠地記憶／當你們回來，從泥土掘起他傷損的肢體，用你們勝利的歡呼把他的靈魂高高揚起／然後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曝着太陽，沐着飄風：在那暗黑潮濕的土牢，這曾是他唯一的美夢。（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獄中題壁》）

　　「我用殘損的手掌／摸索這廣大的土地／這一角已變成灰燼／那一角已是血和泥／這一片湖該是我的家鄉／……

　　無形的手掌掠過無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陰暗／只有那遼遠的一角依然完整，溫暖，明朗，堅固而蓬勃生春／在那上面，我用殘損的手掌輕撫／像戀人的柔髮，嬰孩手中乳／我把全部的力量運在手掌／貼在上面，寄予愛和一切希望／因為只有那裏是太陽，是春／將驅逐陰暗，帶來甦生／因為只有那裏我們不像牲口一樣活／螻蟻一樣死……／那裏，永恆的中國！」（《我用殘損的手掌》）

　　一月二十五日，香港淪陷一周月，薩空了終於也在這天離開香港，乘船前往澳門，然後轉赴內地。他在最後一篇香港日記中寫道：

　　「我相信我一定會在短期內再看到太平山，並且太平山頂飄揚的旗幟，將不再是代表任何帝國主義的旗幟，而是代表民主，自由的旗幟。」 

　　正是這種信念，激勵着人們，告別黑暗，走向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