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昔日天津法租界的大公報館址。\資料圖片

　　去年底，我去天津尋訪大公報報館舊址。

　　上世紀三十年代，日軍侵華，步步逼近。大公報「義不受非法統治之干涉」，從天津播遷上海、漢口、重慶、香港、桂林五地。不過，在這番顛沛流離之前，大公報於天津市內還有一次匆忙搬家，彷彿是為此後在中國「旅行辦報」（胡政之語）演習。

　　天津和平路、哈密道路口的大公報館舊址最為有名。它原處日租界，歷經英斂之、王郅隆、新記「三駕馬車」時代。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日軍衝出租界尋釁，翌晨，印好的《大公報》滯留館內無法發出。胡政之等當晚議定，停刊數日，十一日開始搬遷。搬遷四日而畢，十六日恢復出版。胡政之曾說，「本報在日本兵機關槍包圍之下無法出報，倉皇遷移法租界。」即指此事。大公報在這臨時報館僑居近六年，直到七七事變後天津版停刊。

　　天津的這處臨時報館在何方？翻開《胡政之先生紀念文集》，可知地址是法租界三十號路（今哈爾濱道）一六一號。《大公報百年人物》則記載，報館在「法租界三十二號路（今赤峰道）一大倉庫」。這些記載並不相悖。天津地圖上，赤峰、哈爾濱是兩條大致南北向的平行道路。報館舊址，應在這兩條路的中間地帶，大門則開在哈爾濱道。

　　得此一隅暫棲，有賴周作民先生鼎力相助。他曾與王郅隆在天津合開金城銀行，任總經理。日軍發難，周作民立即把法租界的一座倉庫租給大公報。抗戰時他避居香港，香港淪陷時還掩護了胡政之，這都是後話了。

　　且說一九三一年，報館被迫從天津和平路連根拔起，胡政之現場指揮，同人協力。排字房內鉛字型號多，易混亂，工友于潼把排字房的搬遷安排得井井有條。機器房工人黃錢發，只用三四天時間就拆卸並重裝好大小兩台輪轉印刷機。二人後來分別獲大公報贈送一百股「榮譽股票」。一百股是什麼概念呢？蕭乾一九三五年加入天津版，歷任編輯、記者，協助籌辦滬版、港版，主持大公報駐倫敦辦事處，獲二百股。葉德真一九三九年加入重慶版，一九四七年任總務課主任兼文書主任，獲一百五十股。可見報社殊榮，遍及普通工人。胡政之四十年代對重慶館、天津館同人說：「我們的事業是團體的事業，好像一座大機器，每個小螺絲釘都有它的用途。我們過去的成績，都是在多少艱難困苦中，大家一致努力做出來的。」「我們的報紙能有今天，即排字房的小徒弟也有一份貢獻在內。」

　　一九三三年，陳紀瀅在天津見到的這座臨時報館，是這般模樣：「高高的紅磚房，幾乎在三十號路底，再過去就是牆子河，河那邊就是意租界了。報社正門既不寬也不大，後來才知道是一個工廠改建的。」蕭乾在自傳《未帶地圖的旅人》中回憶，一九三五年「報館在法租界發電廠對面，瀕臨流着污水的牆子河……萬沒想到，這家大報館竟這麼簡陋！編輯部在二樓，像籃球場的一個長方形大房間，擺了五排三屜桌，分別是要聞、社評、國際、本市、副刊版，校對和譯電人員擠在角落裏。對面是機器房，到處飛着煤屑，瀰漫着濃煙和機油味。」

　　以上描述，足以為臨時報館精確定位。天津法租界曾有兩次擴張，臨時報館就在第一次擴張後的法租界南角，今南京路和營口道交叉點。去年在天津，我從和平路報館舊址往東，步行至窄窄的哈爾濱道，再沿哈爾濱道往南，經過眾多戲院、小飯館。走了大約一刻鐘、一公里後，我來到陝西路與哈爾濱道交叉口。再往前，施工封路，電子地圖顯示「哈爾濱道（修建中）」，只得望路興嘆。

　　就在那個偏安的角落，大公報仍難免帝國主義干涉。報社「九一八」兩周年特刊，刊發特派記者陳紀瀅從「偽滿洲國」秘密採訪來的通訊和照片，當天日本外務省就向中國政府提出嚴重抗議。翌年，報社員工吳硯農在天津散發傳單，大公報館遂被法租界巡捕、密探封鎖。（胡政之後來送吳去日本躲避，兼任大公報駐日特派記者。）又翌年，蕭乾在《文藝》版譴責法國殖民者在安南（今越南）的劣跡。次日，一法國巡捕帶翻譯來到報館，用警棍猛敲桌子。「幸虧胡老闆在辦公室」，敷衍一番，息事寧人。事後胡政之並未責備蕭乾，只是笑着讓他當心。

　　也就在那簡陋的臨時報館裏，大公報社推出研究日本重要資料《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創辦「文藝」和「星期論文」欄目，資助范長江去川南、西北採訪，發起關係中國命運的滑翔運動，訂購了北方首屈一指的德國大型高速印報機，並創建上海館，為報社籌劃了重要退路。

　　一九三一年在天津市內的緊急搬遷，開啟大公報未來十四年不遑寢處的歷史。陳紀瀅晚年寫道：「一個報館的關閉與開創都需繁瑣的籌劃與經營，何況在戰時。千萬莫以為《大公報》有充足的財源支持它關館開館，只是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支持它這麼做。」我從文字和實地尋找大公報在天津的臨時報館，並不為打卡或獵奇，只因深為老一輩報人傾倒。「勳猷留與後人看」，天津臨時報館的舊樓雖已無處可尋，老報人危難中自強、劫灰裏重建的精神卻長存青史，永勵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