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香港的緣分，可以用1+2+3+N簡單概括：一次專程赴港作演講（兩場）、兩次海上過境、三篇以香港作標題的文章，還有日記及與許廣平書信若干。相對於魯迅浩浩的文字，有關香港的記述並不多。但有數的幾篇，有如一把刻刀，寥寥幾下，便入木三分。

　　關於一九二七年初隻身從廈門乘船經香港赴廣州任教，他在一月十六日日記中寫：「晴。晨發廈門。」此趟行程為十六日午從廈門出發，十七日午抵香港，停泊一夜，十八日午抵廣州。

　　魯迅在與許廣平的《兩地書》第一百一十二封（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對此次行程寫得更詳細：「現在是十七日夜十時，我在『蘇州』船中，泊在香港海上。此船大約明晨九時開，午後四時可到黃埔，再坐小船到長堤，怕要八九點鐘了。

　　這回一點沒有風浪，平穩如在長江船上，明天是內海，更不成問題。想起來真奇怪，我在海上，竟歷來不遇到風波；但昨天也有人躺下不能起來的，或者我比較的不暈船也難說。

　　我坐的是『唐餐間』，兩人一房，一個人到香港上去了，所以此刻是獨霸一間……」

　　說是隻身，其實還有一位不請之人同行，「有一個偵探性的學生跟住我。此人大概是廈大當局所派，探聽消息的，因為那邊的風潮未平，他怕我幫助學生，在廣州活動。」「我在船上用各種方法拒斥，至於惡聲厲色，令他不堪。但是不成功，他終於嬉皮笑臉，謬託知己，並不遠離。」（見《兩地書》第一百一十二封）。

　　關於赴港演講，魯迅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日日記中記：「雨。晨上小汽船，葉少泉、蘇秋寶、申君及廣平同行，午後抵香港，寓青年會。夜九時晚演說，題為《無聲之中國》，廣平翻譯。晚梁式邀至大觀園飲茗，並邀黃新彥等。」魯迅濃重的浙江口音，由原是廣東人而又深刻理解魯迅講話神韻的許廣平擔任翻譯，傳神地譯成粵語，吸引了大批香港聽眾，反響熱烈。

　　關於一九二七年秋天離穗赴滬途經香港，九月二十八日記：「午抵香港，在船檢行李。發廣州信。夜仍開船。」

　　魯迅寫香港的文章主要有《略談香港》《再談香港》《述香港恭祝聖誕》等。

　　《略談香港》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語絲》周刊第一百四十四期，文中回憶了在香港的演講經歷（兩場演講《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呼籲「青年們先可要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前行」）。《再談香港》發表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語絲》第一百五十五期，記述了九月路過香港時遭「查關」刁難的經歷。《述香港恭祝聖誕》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語絲》第一百五十六期，用致編者信形式，刊於「來函照登」欄。以看似客觀的筆調實錄香港慶祝孔誕的場景，實則反諷背後的荒謬。

　　《略談香港》中提及一九二七年二月從廣州赴香港演講，船上「有一個船員，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給我十分擔心。他以為我的赴港，說不定會遭謀害；我遙遙地跑到廣東來教書，而無端橫死，他──廣東人之一──也覺得抱歉。於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計劃，禁止上陸時如何脫身，到埠捕拿時如何避免。到埠後，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還不放心，臨別時再三叮囑，說倘有危險，可以避到什麼地方去。我雖然覺得可笑，但我從真心裏十分感謝他的好心，記得他的認真的臉相。

　　三天之後，平安地出了香港了，不過因為攻擊國粹，得罪了若干人。現在回想起來，像我們似的人，大危險是大概沒有的。不過香港總是一個畏途。這用小事情便可以證明。即如今天的香港《循環日報》上，有這樣兩條瑣事：

　　陳國被控竊去蕪湖街一百五十七號地下布褲一條，昨由史司判笞十二藤云。

　　昨晚夜深，石塘咀有兩西裝男子，……遇一英警上前執行搜身。該西裝男子用英語對之。該英警不理會……於是雙方纏上警署……

　　第一條我們一目了然，知道中國人還在那裏被抽藤條。『司』當是『藩司』『臬司』之『司』，是官名；史者，姓也，英國人的。港報上所謂『政府』，『警司』之類，往往是指英國的而言，不看慣的很容易誤解，不如上海稱為『捕房』之分明。

　　第二條是『搜身』的糾葛，在香港屢見不鮮。但三個方圍不知道是什麼。何以要避忌？恐怕不是好的事情。這似乎是因為西裝和英語而得的；英警嫌惡這兩件：這是主人的言語和服裝。……

　　在香港時遇見一位某君，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自述曾因受屈，向英官申辯，英官無話可說了，但他還是輸。那最末是得到嚴厲的訓斥，道：『總之是你錯的：因為我說你錯！』」……

　　「我現在還有時記起那一位船上的廣東朋友，雖然神經過敏，但怕未必是無病呻吟。他經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