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英國導演馬哈利亞．貝洛拍攝的災難片《我們從末日開始》。\劇照

　　去年底，由英國新銳導演馬哈利亞．貝洛拍攝的災難片《我們從末日開始》上映，影片中洪水氾濫將低地吞噬，城市毀滅，而女主人公奮力末日求生，獲得觀眾好評如潮。近年末日題材的影視在西方大行其道，為何觀眾對此欲罷不能？

　　據一位英國觀眾形容，《我們從末日開始》中有很多震撼的特效場面，比如倫敦標誌性建築聖保羅大教堂幾乎被洪水淹沒，人們不斷地逃離卻無處可逃，看起來相當真實，這是吸引人走進影院的重要原因。如果回顧過去的一二十年，西方銀幕上類似的末日故事多不勝數，像是災難片《明日之後》、科幻片《我是傳奇》、劇情片《世紀末婚禮》、恐怖片《它在黑夜到訪》、戰爭片《末日之戰》、喜劇片《地球上最後一個人》、動畫片《米家大戰機器人》等等，以及根據漫畫書《陰屍路》、電腦遊戲《最後生還者》和暢銷小說《如果我們的世界消失了》、《斷訊》等改編的電視節目。並且這些故事越來越悲觀，從彗星撞擊、外星入侵、殭屍統治到地球燃燒，根本沒有盡頭。

　　事實上，末日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在西方國家由來已久，尤其是末日文化與宗教關係密切，更讓其成為一種集體潛意識。早在公元二百五十年，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就問道：「誰看不見世界已經走向衰落，不再擁有昔日的力量和活力？不需要援引聖經的權威來證明這一點。世界講述着自己的故事，其普遍的頹廢充分證明了它正在接近終結。」即使到了近現代，西方文化仍不能停止思考世界末日。一八九八年，作家H．G．威爾斯在科幻小說《世界大戰》中，描述了科技更為先進的火星人進攻地球，他在最後一本書中寫道：「這個世界已經到了極限。我們稱之為生命的一切的終結已近在眼前，無法逃避。」荷里活導演詹姆斯．卡梅隆還借用了基督教「審判日」這個詞，放到了科幻片《終結者2：審判日》的片名中。

　　隨着近年氣候變化、人工智能等概念的升溫，有關地球崩潰、人類滅絕又成了熱門話題，並出現了諸如厄運、多重危機和恐懼一代等新術語。二○二一年一項針對歐美十六至二十五歲人群的評審調查發現，百分之五十六的人同意「人類注定要滅亡」的說法。而一年前YouGov民意調查中，近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表示，他們預計一生中會發生世界末日事件，基督教審判日因流行病、氣候變化和核戰而降到第四位，殭屍和外星人則排在最後。英國皇家天文學家馬丁．里斯甚至斷言，二十一世紀可能是「我們人類毀滅自己的世紀」。正因我們無法控制氣候危機，因而焦慮加劇，它就會在流行文化中變得更加突出。

　　當代批判作家勞倫．奧勒就認為，世界末日並不是讓人類着迷數千年的宗教意義上的時間終結或末世，而是一種普遍情緒和氛圍。即使我們不相信宗教，我們也喜歡認為我們自己的時代是一個獨特而關鍵的轉折點。我們似乎生來就想像自己活在，即使不是世界末日，至少也是一個時代的終結。作家二○二一年在小說《假賬》中說道，「歷史的特點是，儘管世界末日的到來被永久推遲，但人們還是很快地宣布了世界末日終於即將到來」。這是一種被稱為「現在主義」或「時間中心論」的謬論：錯覺自己這一代人正在經歷以前從未經歷過且永遠不會再經歷的事情。

　　自從拔摩島的約翰在《啟示錄》中許諾「時候到了」以來，這種暫時的自我主義已經融入了世界末日的思想中。正如弗蘭克．克莫德在其一九六七年的經典著作《結局的意義》中所說，我們抵制這樣一種觀點：我們生活在歷史的中間，無法知道這一切如何結束，也無法成為高潮戲劇的一部分。如今世界末日的焦慮已經成為一種常態：一切都在持續，沒有退潮。

　　除了對未知的恐怖，還有別的原因導致西方的末日狂熱嗎？答案是，有。二○一九年Netflix的科幻電影《少女救地球》，便提供了一個特別的視角，影片中當人類離開地球到別的星球上定居後，大自然在沒有人類的情況下獲得「重生」，動植物尋找和適應新的生存方式並重新繁榮。電影的結尾是一個無名的廢棄城市中心，原來的混凝土結構周圍，已經顯示出蓬勃生機。這種場景和暢銷書《沒有我們的世界》描述的故事如出一轍，書中寫道，大自然在沒有了人類的控制之後，迅速回復原狀，很快到處都長出了植物，一旦有了植物，混凝土就很容易破碎，這就產生了美妙的景觀。這種「美麗末日」敘事的興起，讓人們從死而復生中尋獲積極的意義。

　　同樣的，許多人從末日題材中也找到建設新世界的憧憬。正如英國作家達特內爾在《知識：如何從零開始重建我們的世界》一書中指出，人們有理由期待一種新形式的文明能夠從末日中崛起，大家會猜想這個新世界是什麼樣子，我們有潛力將災後的人類社會重建得與今日社會同等複雜高妙，甚至可能建造出更棒的世界。對於懷有這種心態的那些人來說，或許正應了作家劉慈欣在科幻小說《三體》中的話，面對世界末日的人是最輕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