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歷史無從稽考古琴的真正起源，但自中華古代文明支出便有着伏羲、神農、黃帝及虞舜等造琴的傳說，更有流傳至今以伏羲、神農等命名的古琴形制。由中國最早可考的公元前四三三年的十弦琴，隨着三千多年的時間變化和朝代更迭，逐漸演變為如今的七弦琴。琴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組成元素，冠在「琴棋書畫」之首，也常常出現在各朝代的藝術作品中，比如唐代詩仙李白就有諸多描寫古琴或琴人的詩詞，也有許多文學家本身也是出色的琴人。提筆介紹的這本由三聯於二○二二年出版的《中國最後一代文人──蔡德允的琴、詩、書與人生》便是講述香江一位跨越百年的女性琴家的人生故事書。

　　正如此書作者在序言所講，傳統的中國文人除文學外，在書法、繪畫和彈琴等高雅藝術以及其他較內斂的武術如舞劍、氣功與坐禪等興趣和成就都出類拔萃。但如今這種文化幾乎在二十世紀終結了，蔡德允便算得上是這一代人中最後的文人。作為本身也是琴人的筆者，十分認同作者在書中多處提到的這一觀點，琴與琴樂在中國音樂文化中許多方面都具有特殊性，並且三千餘年來直到上個世紀，其演奏也保留着一貫的古老傳統，包括曲目、記譜法、彈奏方式、審美觀念和社交境況等。如此悠長的歷史，自然累積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和象徵意義，流傳至今的數千首琴曲中大部分都有着琴音以外的曲意，內容都與中國歷史、哲學和宗教有關。且在近代以前，這種音樂通常不為觀眾演出，而是作為彈琴人自己的修身與自娛，由於琴家主要是「非職業的」愛好者，從而避免了迎合付費觀眾的口味，因此在塑造琴的許多美學原則和音樂特徵上有着重大影響。也正如蔡德允先生所說，彈琴是彈個人的心聲，怎樣的人就彈出怎樣的琴。

　　通過書中對蔡德允先生生平的記述，可明白為何她可以又或者為何要被稱為「中國最後一代文人」，我想主要從三個方面去概括闡釋。首先是對於「文人」的定義，正如前文所講，中國的傳統文人不僅需要在琴棋書畫、詩詞歌賦上展現他們的志趣和才賦，還要通過這套獨特的哲理和修身規範展現出個人的品格。顯然在這一點上，出身優渥家庭的蔡德允習得了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且在這些方面都取得了一定造詣。第二個方面在於家國情懷，生於一九○五年的蔡德允一生經歷了中華民族百年滄桑，從上海租界到香港駐守餘生，她在其詩詞歌賦中一直以「客」自居，即便在戰時香港依然主要與北方文化圈往來，也一直恪守着中國的傳統文化及自律。第三個方面則是交往的門檻，「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謂傳統文人朋友圈的真實寫照。而在此書中據作者介紹，蔡德允在文人雅集中與之和詩、合奏或暢談的都是古典音樂家吳純白、徐文鏡、教授饒宗頤、詩人趙叔雍、畫家趙鶴琴等等。這種門檻也體現在她收學琴子弟的要求上，要有端莊的容貌、整潔的外表、優雅的性格，最重要是有正直的人品。

　　由此可見傳統古琴文化不僅對彈琴人有諸多要求，對聽琴的人來說也有着不少挑戰。當然，也正是蔡德允如此堅守傳統彈琴手法與審美，使她成為最後一代保留着傳統文人情懷的琴人。她也常對其學生講說彈琴是一種個人的修養，而非以為可以從中彈出功名與富貴。

　　隨着二○○三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琴樂納入二十八項「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新的琴社、刊物和光碟出版，以及古琴音樂會和雅集都迎來了蓬勃發展。海內外興起的古琴熱潮也將這個過去僅屬於中國文人小圈子的文化推向了大眾文化，古琴本身及其演奏形式也發生着巨變。從過去的蠶絲弦到現在普遍流行的鋼絲尼龍線，從文人的私下業餘交流助興演變為帶有擴音設備的大型演出，聽眾也從文人圈擴散到普羅大眾。古琴熱帶動了不少周邊產業發展的同時，也為傳統古琴文化傳承提出了新課題。

　　筆者認為，這本書的出版可在這場熱潮中為更多人提供深入了解的機會。書中介紹，蔡德允先生一生都十分抗拒公開演出及錄音，僅有的一張公開發行的商業光碟也是學生們在老師授課時所錄之教學範本，可見其傳統文人身上的克己精神。古琴熱潮帶來的逐漸大眾化或許衝擊着傳統文人撫琴所堅持的「清微淡遠」，但兩者對於古琴的傳承可能並不衝突。據悉蔡德允先生的學生們所成立的德愔琴社秉持她的琴學精神，如今活躍在香港古琴界與學界。而大眾文化中的古琴或許少了許多傳統的色彩，但卻將這門藝術帶給了更多的人，與此同時，在這些對古琴和中國傳統文化有着嚮往和熱情的人中，自然也就多了願意去探求和傳承精緻藝術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