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鍾叔河部分著作書影。\資料圖片

　　今年「五一」假期，在北京見到任理先生，向他打聽鍾叔河老的近況。任理說，鍾老頭腦還很清楚，精神也不錯，但是說話聽起來吃力了，偏癱的半邊身體改善也不大。頓了頓，他接着說：「九十三歲的人了，要想恢復到中風前的狀態，很難啦！」

　　我聽了心裏一陣難過。

　　任理先生見狀，拍着我的肩膀安慰說：「你也不要太難過，鍾老自己一向豁達，對生死看得很開的。」

　　這話倒是不假，讓我忽然想起兩年前的那個電話來了。

　　二○二一年一月十七日上午十一點二十分，我在辦公室用座機給鍾老打了個電話，接電話的是鍾老本人。

　　電話接通後，鍾老問：「請問哪一位？」我說我是韓磊，老人說：「噢，韓磊，你現在在深圳還是『勃京』（北京）？」我說還在深圳。老人說，深圳是個好地方。

　　我問鍾老：「沈昌文前不久去世了，您跟他有交往嗎？」鍾老說：「沈昌文我認得，比我大一歲，他走得很突然。聽說他死了，我的心情很不好。流沙河比我小一天，也死了，邵燕祥比我小兩歲，也死了。我很難過。他們三個人死得都很突然，一覺睡過去沒有再醒。但我認為，對死者卻是最好的事，這是最好的死法，很好。」

　　「周作人寫過一篇文章，叫作死法，就是（指）人死的方式。還有吃法、寫法，跟死法一樣，一個意思。我也希望自己將來能這麼死。這是最好的死法。」

　　鍾老繼續說：「人是生物，是生物都要死，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有個最低綱領，就是要看着某人死，這個綱領實現了；還有個最高綱領，就是要活得比某人長，這個也實現了，某人八十多歲就死了，我現在已經九十歲了。」

　　我誇鍾老：「您在這方面很豁達啊！」

　　鍾老倒也不客氣：「是呀，我是很豁達。我現在唯一擔心的是怕自己的事情做不完，我這個人事必躬親，什麼事都自己做。這一點我和朱正不同，朱正有個兒子，能幫他做一些事，至少他可以把有些事交代給兒子做。我不行，沒有人幫我做。幾個女兒都不做這方面的事，幫不上我的忙。」

　　鍾老繼續說：「我現在還在編我的文集，爭取春節前後印刷。」他說，出版社以前老催他，想在他九十大壽的時候出來，後來也不催了。「我還在一遍一遍校改，總想讓它少出點錯。」

　　鍾老說：「我的生日也從來不過，對於年齡大了的老人來說，過生日不是什麼好事，過生日說明離死更近了一點，不值得慶祝。」他說，我現在很怕有人來找我，佔用精力和時間。以前的老編輯講究禮數，來信必覆，我現在做不到了。人家來了信，有的還寫得很誠懇，不回不禮貌，但是讓我每信必回，我做不到了。還有人寄來一大箱書，簽名還可以，還要包裝，給人家寄回去，這些事都要我來做，太麻煩了，再說我也搬不動了。

　　我將電話聽筒夾在左邊耳朵和肩膀之間，一邊歪頭聽着，一邊在紙上速記下重要內容。

　　十一點三十五分的時候，我還想繼續聊下去，鍾老說：「保姆喊我吃飯了，你還有別的事情嗎？」我說沒有了，不打擾您了。他說：「那我吃飯了，謝謝你的關心，再見！」隨即掛了電話。

　　二○一九年十二月之後，沒有再見過鍾老，但偶爾會打個電話，並且一直關注着老人。

　　鍾叔河說，他並不是一個平和的人，只是老來才慢慢學着平和。

　　我很認同老人的說法，感覺晚年的鍾叔河真的變成了一條大河，經歷了高山峽谷、激流險灘，最後來到入海口，靜靜流淌，波瀾不驚。

　　二○二一年年中，鍾叔河因中風導致偏癱，從此不能自主行動。

　　住院半年後，他回家繼續做康復治療。

　　「我已經被枷鎖鎖在這張床上了。」他說。他甚至自嘲：「我這個人，現在已經死掉大半了。」

　　但他始終樂觀、豁達。

　　二○二一年三月，在《十三邀》第六季與許知遠的對談中，鍾叔河說自己前半生歷經坎坷，真正的人生從四十九歲才開始。但他說，跟其他人相比，自己「算是幸運的」。

　　跟年輕朋友談到這次中風，他再次表示自己是幸運的：「我早就活到了生命的終點，（現在）還能坐起來跟你交流，我認為我已經很幸運了。也沒有任何遺憾了，我已經佔了很多便宜。」

　　雖然身體被困，但鍾叔河的思想仍然是自由的，他面向的，仍然是整個廣闊的世界。

　　二○二三年四月初，《解放日報》記者沈軼倫採訪鍾叔河時問他「怕不怕死？」他說他不怕死，就是有點怕痛。病榻邊的人聽到鍾叔河這句有些孩子氣的「怕」，都笑起來了。

　　沈軼倫問：「鍾老師，冒昧問一下，您去世後想用哪句話作為墓誌銘？」

　　鍾叔河說：「朱純（鍾叔河妻子）的骨灰撒到嶽麓山上一棵楓樹下了。我以後也這麼辦吧，也撒在這棵楓樹下。」

　　他轉過臉來，鼻下插着氧氣管，用能動的右手取下眼鏡，雙目炯炯地對病榻前的人說：「不需要墓誌銘的啊，等風一吹，漫山遍野，皆可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