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今年一百二十歲了。人們祝賀報慶，喜用「一紙風行」之語；歷經一百二十個春秋的《大公報》，當然稱得上「一紙風行」，然而，套用一句廣東俗話，一百二十歲的《大公報》，又豈止一紙風行「咁簡單」！
一百二十年的《大公報》，是一份出色的、有質量的、受歡迎的「新聞紙」；但在出報紙、辦好報的同時，大公報更在政治影響、文化傳承、社會進步、團結各界等方面做了大量無可替代的工作，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促進作用，名副其實是人民報紙、社會公器。可以說，一百二十年的《大公報》，於新聞工作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作為一張報紙卻可以在新聞工作之外做了那麼多的工作、作出了那麼重大的貢獻，《大公報》是獨一無二、無出其右的。
眾所周知，回歸之前，在一百五十年的英國殖民管治下，愛國進步力量是受到排擠和打壓的，《大公報》當然也不例外，一直在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環境下堅持出版，而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愛國力量更被逼進了一個空前孤立的困難境地，如何衝破阻力、重建人心、打開局面，成了整個愛國陣營共同面對的迫切課題：新華社邀約人們不敢來，廣州交易會的請柬也發不出去……這時，《大公報》這一「公器」的特殊作用來了，一九七二年，適逢《大公報》創刊七十周年，有關方面決定由《大公報》出面舉辦一個報慶酒會，廣發「武林帖」，遍請各方各面、各行各業的知名人士、頭面人物出席，試試「水溫」，看看有多少人士應邀出席，對當時的政治形勢和人心所向就可以得知一個大概了。
結果，這一「水溫」是試得成功、試出效果來了，由於《大公報》多年以來一直堅持宣傳國家建設成就，弘揚民族文化，關心市民生活，而且編採報道文章有質量、有水平，再加上以費彝民社長為首的報社負責人一貫待人以誠、作風正派，在社會上早已建立了良好的聲譽和人脈關係，所以別的「左派」活動不敢來或不想來，《大公報》報慶酒會卻是要參加和支持一下的，因此，當日酒會會場所在的北角新都城酒樓，說得上車水馬龍、冠蓋雲集，大批社會名流、紳商鉅子、文教藝術精英都「撥冗光臨」了，當時的北角警署還以為發生了什麼大事，急忙派人到場維持秩序、疏導交通，而酒會場內就更是一片喜慶歡樂，新舊朋友濟濟一堂，歡聲笑語，並無半點隔閡。就這樣，「一石激起千重浪」，「左派」被孤立多時的困局打開了，各方來往也逐漸多起來了。而此「一呼百應」的作用，捨《大公報》其誰？
說起來，個人當日還有一個「小插曲」。當日筆者被安排陪同費彝民社長在入口處迎賓，酒會三時半開始，三時未到，就有一位西裝筆挺、結紅色「煲呔」的年輕男士進場，費社長感到眼生，低聲問是誰？筆者一看也不熟，就自以為是地對社長說不用理會。不料該人急步來到社長面前，伸手相握並彎腰鞠躬，說道：「費伯伯你好，我是東亞銀行李國寶，家父李福樹，祝《大公報》大展鴻圖，一日千里。」好個費社長，這時立刻施展其「過目不忘」的看家本領，一口氣數出李福樹、李福和、李福逑昆仲的名字，連聲誇讚什麼「將門之子」、「年少有為」，總算把尷尬場面打發過去。而這之後，其後《大公報》有什麼活動或需要廣告刊登，東亞銀行總是熱心支持的。
而除了報慶酒會一類活動外，《大公報》當年在協助內地各部門開展在港工作方面，亦是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很好地發揮了「中間人」和「推介者」的作用。眼前，西九文化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幕在即，而遠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內地「中國出土文物展覽」首次在港舉行，當時亦無會展、西九等大型展出場地，展覽在尖沙咀星光行的中國出口商品陳列室舉行，展品有「金縷玉衣」、「馬踏飛燕」等，「港督」麥理浩到場參觀，「港姐」朱玲玲等剪綵，而聯絡歷史考古文化學術界人士的工作就落到了《大公報》身上。而《大公報》除費社長「長袖善舞」、博學多才外，副社長兼總編輯李俠文、副總編輯陳凡等多位老總以及編輯，均是飽學之士，精通文史翰墨，遂主辦了多場新中國考古文物新發現的座談會和講座，邀請港大、中大教授、學者參加，率團來港的國家文化部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在山東大汶口出土青銅器上考證中國最早文字的專家唐蘭，以及故宮博物院陶瓷專家馮先銘等，與本港文史考古同行深入交流，其後並邀請他們訪問北京及湖南長沙「馬王堆」等考古遺址，建立了良好的學術交流關係。
由於費彝民社長是位戲曲愛好者及京劇票友，多年來內地訪港的京劇團、越劇團、潮劇團、粵劇團，無不得到《大公報》的熱情歡迎和深入報道，一次是京崑大師俞振飛率上海京崑劇團訪港，並親自登台演出《販馬記之寫狀》及名劇《太白醉寫》，費社長聯繫本港滬籍名人名票全力支持，「船王」之一的「華光」趙從衍、「邵氏」老闆邵逸夫及紡織鉅子陸菊笙、吳中一，四人聯袂接待，包下利園酒店數層房間，「邵老六」的「六號」勞斯萊斯專車門前隨時候用，並包下全部貴價門票分贈親朋友好和業界人士，堪稱盛況空前。
一百二十歲的《大公報》，除繼續辦好報之外，未來在廣泛聯繫社會各界、擔當文化學術「超級聯繫人」等方面，也必將承前啟後，發揮更大的作用。
《大公報》前副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