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山岐江河一帶。\資料圖片

　　正在品味一句美好的話：給夏天寫封信，告訴她春光正好，可慢慢來。四月末的最後一周從周一到周末雖然橫跨五一，但隨着五月咣噹一聲到來，隨之今天立夏，感覺上還是有點猝不及防。很多事情都是這樣：明明知道是早晚的事，來臨之時還是有點感覺突然。

　　本文斷斷續續寫於旅途中。諸事紛雜，忙忙碌碌中難得眷顧心情。夜深人靜時聽聽紓緩的曲子以助眠，反倒思緒如雪片洋洋灑灑。回想自己走過的歷程，經歷也好，心路也好，清晰可辨──因為每一步都是用心思考、用腦選擇、用力走過的。

　　人這一生不知經歷多少改變，可以說，人一輩子就是由無數的改變堆積而成。不僅人，世界也是由一刻不停的改變組成，大至滄海桑田斗轉星移的劇變，小到分分秒秒的流逝和行雲流水的變幻。意料之中的，出乎意料的，還有不知不覺的。許多事情自己並沒有刻意去改變，只是不自覺的適應。

　　來香港幾年，我和同事都不約而同地發現：口味變了，變清淡了，過去覺得白灼菜心難吃得要命，現在覺得清甜味甘，大可世間萬物皆以白灼。而吃辣水準退化了，過去四川重慶湖南江西的辣都考驗過，現在變成與土生土長的香港朋友一樣了，比如警察朋友劉Sir可承受的辣度。

　　而細細想，適應就是改變──改變舊有的習慣，適應新的模式，而自己也隨之改變塑形──從這一意義上，人每時每刻都是新的。

　　對香港的印象在改變，也看着香港在改變。以香港彈丸之地，並不能滿足「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的願望，但香港的獨特，卻可讓人體會「生活有無限可能性」的趣味，它像一個萬花筒，五彩斑斕又光怪陸離。一個人如果不是對香港了解很深，會始終不停在「可愛」VS「可氣」之間徘徊，但不管怎樣，即使香港鬧得最離譜時，我為它流淚心痛，也從來沒有覺得香港「可恨」。就像看待自己的家人，他讓你煩惱痛心，但血脈從不排斥他。

　　關於改變，香港老友黃先生講過一段長長的故事。他第一次回內地是一九七五年到廣州參加廣交會。當時廣深線來往車次只有每天三對，一趟特快、一趟直快和一趟普客。最快約兩小時，最慢為四五個小時，日均發送旅客約一千五百人次，大部分為港澳人士和老外，沿途都是農田。到了廣州，他和太太又乘坐大巴去從化，一路是顛簸不堪的土路，搞得人灰頭土臉筋骨酸痛。當時他們直嘆氣，認為這麼落後破敗，想要改變太難了。

　　他第二次回內地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展開前夕。他作為香港同胞團內最年輕成員到北京參加國慶招待會，得到鄧小平先生等中央領導接見，小平先生講了一番話，濃重的四川口音他一句沒聽懂，但感受到了老人家對香港同胞的熱誠和期許。之後他與團員開始在內地長達二十三天的旅行，新疆—成都、重慶，再沿三峽順流而下到湖北宜昌，再從武漢坐火車到廣州─深圳─香港。大漠落日，長河湍流，書上所見的祖國山川一一親歷，壯美絕倫，令他們感嘆無比。而當時內地各方面都很落後，老百姓從未見過他們這樣一副港派裝束的人，走到哪裏都圍着一群人看稀奇，指指點點，他們笑稱自己像動物園的熊貓。近一個月行程，他們深感國家百廢待興，亟需發展；深感作為港人有責任助力國家改革開放。此後，就有了我們耳熟能詳的中國改革開放一系列「春天的故事」。黃先生參與了霍英東先生建設白天鵝賓館的全過程，每周從香港跑一次廣州看工地，儘管很辛苦，但他樂此不疲。令我敬佩又不解的是：當時內地吃住行樣樣艱苦，交通又不便，他們來自生活優越的香港，為什麼能毫不「嫌棄」？黃先生說，因為這是自己的國家。國家落後他們痛心，國家興旺他們榮光。

　　四十多年過去，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儘管黃先生多年來不停地跑內地，但對於國家的滄桑巨變他也驚嘆不已，完全超出了他的想像力。有一個有趣的故事：二○一二年去雲南考察，在普洱市下屬一個景頗族傣族聚居村落，據介紹這裏人長壽，百歲老人幾乎家家都有。於是有人問黃先生：假如讓你在這裏活到一百歲，或在香港活到七十五歲，你選擇哪裏？黃先生說，就算八十歲，我還要選擇香港。

　　如今，黃先生七十六歲了，他和家人正考慮去大灣區買房。一九七○年代國家的貧窮落後令他們難過失望，今天二○二一的國家成為他們頤養天年的桃花源。其中的改變，於國家、於個人，都是一部長長的史篇，精彩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