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於參加《香港文學大系一一九五○至一九六九》的編寫工作，再次讀到了何達先生的詩作：

　　《送蕭紅》

　　……

　　送一個遠行的人，

　　到一個使她快樂的地方，

　　送一個體弱的人，

　　到一個醫治療養的地方。

　　送一個寂寞的人，

　　到一個充滿溫暖的地方；

　　送一個有才華的人，

　　到一個施展身手的地方。

　　我以為會有鮮花、美酒，

　　我以為會有笑語盈盈，

　　我以為會有歡聲、有鼓掌，

　　有紅綢彩旗在空中招展。

　　我以為我可以看到，

　　我一向喜歡的作家；

　　我以為我可以向她，

　　表示一下我的敬仰。

　　二十年前，她站在遠遠的台上，

　　穿一條藍色的裙子朗誦詩篇；

　　會場大，人又多，她聲音小，

　　我在後面瞪着大眼睛也聽不見。

　　我以為今天可以和她握一下手，

　　我以為今天可以看清她的臉；

　　在心中我想好了幾句詩，

　　有機會我要對她唸一唸。

　　沒有陽光，也沒有下雨，

　　這樣的天氣正適合旅行，

　　要是我能一路坐在她的身邊，

　　聽一聽她講她自己的作品。

　　那是沒有疑問的，

　　她的身體將恢復健康，

　　那是沒有疑問的，

　　她的作品將源源不斷。

　　那是沒有疑問的，

　　她將回到她的故鄉；

　　她用血淚刻畫過的生死場，

　　將是她謳歌讚美的對象。

　　那是沒有疑問的，

　　她會寫許多我們想知道的東西；

　　那是沒有疑問的，

　　她的筆將給我們無窮的快感。

　　她的筆，她的心，她的靈感，

　　她的經驗，她的愛，她的希望，

　　她的敏銳的感覺毫無疑問地，

　　會把新人新事寫得閃閃發光。

　　我抱着滿腔的熱誠，

　　滿心的笑，滿腦子的幻想，

　　來到了掛着布條的，

　　香港文藝界公祭蕭紅的會場……

　　何達先生的詩作，一如既往，充滿了想像，充滿了感情，漸漸地把我帶進了那久遠的記憶之中去。

　　我第一次見到何達先生的時候，是在電視的屏幕上。那是八十年代初，中國剛剛啟動改革開放的大門，何達被邀請回內地，在北京的春節晚會上，他身穿短衣短褲，以一個長跑者的姿態，為一萬聽眾朗誦他的詩作《長跑者之歌》，得到滿堂的鼓掌聲和喝彩聲。據說周恩來總理的遺孀鄧穎超副委員長也受了感動，要何達抄一份詩作送給她。

　　我正是從那時候開始認識了香港的前輩詩人何達先生的，原來，他是我父親的好朋友，不久之後，我們就在家中迎接了遠道而來的何達先生。那一次，何達先生和我的父親久別重逢，彼此都十分激動，談了很久才戀戀不捨地告辭。父親告訴我，何達先生的詩作，一直與大時代有着相關相連的脈動。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何達是西南聯大的學生，（我父親當年也曾在西南聯大工作），思想上受到救亡運動的影響，學術上受到聞一多、朱自清等大師的感染，他執起詩這個武器參加戰鬥行列。他的詩，曾經貼在校園的牆報上，引起了老師朱自清的注意和欣賞。無論是在內地還是在香港，何達先生都一直保持着文學創作的激情，優秀的作品不斷地發表，他也常常親自朗誦自己寫的詩，感動和激勵着一批又一批的文學青年。

　　而我更感興趣的是，已經年屆七十的何達先生，為什麼還那麼強健，可以在冰天雪地的寒冷天氣下，只穿着短衣短褲？這實在是很驚人的，也特別令人佩服！到機場為何達先生送行的時候，我就忍不住向他發問了。他笑着告訴我，這是他到南華會做體育運動鍛煉和洗桑拿浴的結果。

　　我結婚以後到了香港工作、生活，參加了香港作家聯會，見到了何達先生，感到非常親切。他送給我一本着作《興高采烈的人生》，我認真地拜讀了，書中收錄的全是閃耀着理想激情的作品，就如同書名一般，在在顯示出作者對生活、對生命的熱愛。自此之後，我更關注何達先生的創作，每一次參加香港作家聯會的活動，都希望能和他見面、請教。我也很喜歡朗誦他的詩，尤其是這一段：

　　詩是我的笑語

　　也是我的宣言

　　詩是我的地圖

　　也是我的時間

　　我眼中的樹是詩之樹

　　我腳下的路是詩之路

　　過橋的時候橋就是我的詩

　　過橋的時候詩也在橋下流過

　　曾經有一段時間，何達先生和我一起在香港作家聯會的理事會工作，令我有更多機會向他學習，感覺很好。可是，他後來不怎麼出席本地和作聯的文學活動了，我覺得似乎是有什麼問題發生，心裏很不安，恰好遇上一位舊朋友，才知道他是和何達先生租住同一個房屋單位的。我便請他帶我上門去看看。

　　當我們進入那個單位，卻看不見何達先生的身影，他是有事外出了吧。朋友帶我去看何達先生的浴室，裏面有很多雜物，浴缸上堆放着一張張的舊報紙，看來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清理了。朋友又告訴我，何達先生不定時地外出活動，也很少在家裏正正式式地吃一頓飯，只是每隔兩三天，就看到他從外面買回一盒西餅點心，到用餐的時候，馬馬虎虎地吃一些點心就算。看來他是一個不會照顧自己生活的人啊。總之，我在那裏看到的情況，都是令人擔心的。事後，我向作家聯會的秘書反映了何達先生的狀況，希望她再抽時間訪問何達先生，並且留意催促他定期吃飯。結果，秘書欣然答允並實行了。

　　事後的一次，作家聯會舉行港台作家文學座談活動，何達先生罕有地出現了，我滿懷歡喜地走到他面前，他用茫然的眼光看看我，張開口就問：「你見到周蜜蜜小姐嗎？她有沒有來？」

　　我的心中一凜，盡量抑制着情緒，說：「我就是周蜜蜜啊。何先生，您還好嗎？感覺怎麼樣？」

　　他的神情卻很不確定，茫然的眼光更加茫然了。我頓時感到說不出的難過。

　　過了一些日子，何達先生住進了南朗山的療養院，我和香港作家聯會的朋友去探望他，看見被老年病痛折磨的詩人，一臉的憔悴，雙腳不良於行，令人更加感到心痛……

　　如今，何達先生已經遠去，可幸是他的詩作依然在我們中間流傳，他那朗誦詩歌的抑揚頓挫之聲，還在我們的耳際不時回響：

　　對於這個時代

　　我

　　是一個「人證」

　　我的詩

　　是「證」

　　在

　　為生存而奮鬥的人們的面前

　　我

　　火一樣地

　　公開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