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展覽是公眾獲得歷史體驗的方式之一/蔡文豪攝

　　歷史是什麼？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但它首先不是書本上的知識，也不是試卷上的答案，更不是一種抽象的知識。用一個時髦的說法，歷史是一種敘事。敘事的品種繁雜，空間廣闊，哪怕一根頭髮絲、一顆咖啡豆、一朵花的前世今生，也是敘事的一種。我們談及歷史時，不可避免地會提到宏大敘事。它讓歷史的形象呈現為一個「龐然大物」，促使我們更多地將目光投注於結構而非細節，關注整體而非個體。然而，正因為其體型之大，影響之深，我們幾乎無法繞開。此時，它就成為一個巨大的陰影。這種結構式的、整體的歷史敘事，讓歷史成為一條冷冰冰的縱向時間軸，沒有表情。但是，像我們這種感性動物還是有出路的。例如半生迷戀地中海世界的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就強調歷史的長時段。年鑒學派的優點，就在於一種歷史敘事的立體感。他們將日常生活細節和宏大的時代潮流並置一端，煥發出歷史的感性。在布羅代爾那裏，歷史充滿細節的魅力，一磚一瓦都充滿感情。在布羅代爾的地中海世界，時間是最重要的主角。我們對歷史的認知，本質上就是對時間敘事的閱讀。

　　普遍意義上的歷史教育，就是遵循宏大敘事的模式，以時間的線索展開，將主要人物、主要事件按照先後順序懸掛在一條單向的直線上。這固然是一種基本的做法，但它也必然因為理性的編織方式而使歷史失去想像力。海登．懷特（Hayden White）提出，對於歷史的認知和觀念，我們擁有選擇權。新歷史主義大聲呼告要告別單一中心敘事，要展開對歷史的重構。這些主張強調恢復歷史的活性，強調個體對歷史的認知差異性。然而，這種邏輯推導到極致，將會導致一個巨大的災難，那就是歷史虛無主義。

　　但是，新歷史主義也揭示了一條重新敘述歷史的路徑，那就是個體對歷史的感性認知。對今天普遍喪失歷史意識的數字時代原住民而言，這一點尤為重要。數字時代的知識結構和認知模式讓這些原住民容易就將歷史扁平化、簡化為一個介紹式的網頁，將歷史認知簡化為一次關鍵詞的搜索。便捷的網絡不僅取消了歷史的縱深感，而且改變了人們獲知歷史的路徑，使一種感性的歷史認知變得稀有。

　　以前，我們除了從書本上認識昨日的世界，還通過父輩、祖輩的講述中獲得我們過去的歷史。如今，誰能複述我們祖輩的遷徙和生活？我們所面臨的喪失，就是那些與我們的生命密切關聯的敘事隨着社交網絡正在漸漸凋零。數字時代的原住民住在遊戲裏，活在社交網絡裏，不同於上幾代人有大量的時間與周遭的人進行面對面的交往，走進現實生活的歷史空間。情感互動模式的變化，數字空間對歷史空間的取代，導致了一種現實感和歷史感的抹除。

　　曾經的少男少女約會的方式是到大街上「壓馬路」—這個「曾經」並不久遠，哪怕新世紀最初幾年的青春小說依舊是這種模式的複製。那時候的愛情表達很笨拙，年輕人將說不出口的綿綿情意轉化為用腳丈量這座城市，讓每一處街景都留下愛情的印記。於是，城市的歷史就成為了愛情的註腳，與《傾城之戀》構成遙遠的呼應。在數字時代，很多戀情無需見面，甚至不需要具體的人，只有符號與符號的相愛。符號對彼此的歷史毫無興趣，畢竟歷史的主體已經被消解。進一步而言，縱然符號回到線下恢復為人，歷史意識的抹除卻已成為慣性。哪怕計量單位從世界縮小到國家，再到自己所在的區域，常住的城市，社區，家族—很多人對於這些事物的認識，恐怕並不多於遊戲裏的山谷和社交媒體中素未謀面的「兄弟姐妹」。

　　網絡作為一種縮短時空距離的媒介，反而讓我們失去了周遭的歷史。並且，由於現實感和歷史感的喪失，一代人失去了對「人」的理解和同情，這導致歷史的外貌常常呈現出一種無情的扁平面孔。我們接受的歷史教育經常是一種倡導理性的、關注精神向度的敘事方式，而恰恰是個體的、私人的、民間的歷史敘事帶給我們另一個視野，那就是情感的維度。正是那些日漸消解的微型歷史敘事，構成了一種感性的歷史教育。它提醒我們從「人」的角度出發理解過去，恢復歷史這個「龐然大物」的情感世界，而這恐怕才是今天我們亟需的歷史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