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十月，薩利姆結束在聯合國十餘年的任期回國，出任坦桑尼亞外交部長。兩年後的一九八三年一月，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訪問坦桑尼亞，我奉命前往參加新聞報道。在首都達累斯薩拉姆，我幾次在外交場合看到他，但沒有機會講話。

　　不過也巧，在訪問結束的那天下午，坦桑尼亞北部小城阿魯沙的梅羅山賓館人來人往，熙熙攘攘。我發現一位西裝革履的先生獨坐在大廳中一個僻靜的角落，把半導體收音機貼在耳朵上專注地收聽新聞廣播。轉換個角度望去，我發現那就是薩利姆外長。我悄然走上前去，待他聽到一個段落，遞上名片。

　　他瞄了一眼，立即站起身，爽朗地笑道：「啊，中國朋友，有什麼要幫忙的，請直言，不必客氣。」我知道時間有限，撇開追溯十多年前北京邂逅的衝動，單刀直入地向他提出兩個問題：一是他如何成為一位名揚天下的外交家，二是談一談他對中國的印象。　　

　　薩利姆很客氣地請我同他一起落座，首先回答第一個問題說：「我不是什麼外交家，只不過是一個以外交事務為職業的人。」他解釋說，他是一邊當大使，一邊當學生，半工半讀出身的外交官。如在印度任職時，事務雖然繁忙，他還是抽出時間上函授課，研讀國際政治和國際法，獲得學士學位。別看這個學位不高，卻完全是憑讀書、聽課和寫論文拿到的，而不像某些博士頭銜，是別人作為榮譽贈送的。聽着薩利姆這番話，他把收音機放在耳畔的鏡頭不禁又在我的眼前閃爍起來。珍惜時間，時刻不忘工作和學習，密切跟蹤世界形勢的發展，這也許就是外交家薩利姆的成功之道。

　　談到第二個問題，薩利姆興趣盎然。他說，他對中國好似有一種天然的情感。從中學開始，他就閱讀有關中國的書籍，從孔夫子到毛澤東，什麼書籍都如飢似渴地閱讀。當然，閱讀最多的還是毛澤東的著作和各種關於中國革命的書刊。他還曾將那些書刊中的一些文章轉發到他編輯的刊物上。這一切都是出於桑給巴爾爭取獨立鬥爭的需要。轉向外交工作之後，在埃及和印度，他結識不少中國駐外人員，親切地互稱「同志」。從他們那裏，他對中國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了解。後來，出使中國來到北京，又「直接閱讀現實生活這本中國大書」。

　　當時正是中國不平凡的年代。他對那時中國發生的事情，欣喜過，也困惑過。在中國為時不長，最大的收穫是加深了同中國「再也無法割捨的情感」。他一到中國，就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在那裏向毛澤東主席遞交國書。他視比自己年長四十四歲的周恩來總理為良師益友，多次晤面，親切交談，獲教良多。在聯合國工作期間，他同中國同志的交往更為密切，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看到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日益提高，預感到中國必將在世界事務中發揮出越來越大的影響力。

　　這次採訪後不久，薩利姆先後擔任坦桑尼亞政府總理兼執政的革命黨國防安全委員會書記和政府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任職期間，他注重同中國發展關係，兩國的經貿往來大大加強，坦贊鐵路的管理和使用得到改進，軍事和人文交流更加密切。他在接受我的一位同事採訪時說，每次訪華，總有回家一樣的感覺，中坦兩國的關係愈來愈親近。

（「中國『友誼勳章』榮膺者薩利姆」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