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歌劇《蝴蝶夫人》劇照\網絡圖片

　　今秋，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又一次上演《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普契尼的這部名劇一九○四年在米蘭首演，一九○七便在紐約公演，即在紐約已上演了一百一十二年。

　　該劇男主角平克頓，一個美國海軍軍官，一個負心漢，應是個「醜陋的美國人」，這樣一部「丟美國人臉」的歌劇一直得到美國人的喜歡，顯然不僅因為其音樂美、歌好聽，而且也是因為美國觀眾與世界各國觀眾一樣，都具有人性，即具有人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性。平克頓風流倜儻，始亂終棄，遺棄等待他三年的年輕妻子，純潔、忠貞的日本藝伎巧巧桑，觀眾自然會同情弱者、受害者，鄙視醜陋者、卑劣者，而且不論他們的國籍或鄉井。當巧巧桑在深切思念、焦急等待中唱起詠嘆調《當晴朗的一天》時，我們都會痛惜這晴朗的天將被陰雲密布，平克頓保證春天畫眉鳥築巢時他會從美國回日本，其實他在美國很快就有了新歡，所以這樣的春天巧巧桑永遠也不會等到。當她在想像中唱着平克頓與她「幸福相見」、喚她一聲「小蝴蝶」時，觀眾會不禁惻隱之心而潸然淚下。

　　「巧巧」在日語中意為「蝴蝶」，一出嫁便成了「蝴蝶夫人」，在日本則稱為「蝶蝶夫人」。我上一次看這齣戲，飾演巧巧桑的是一位胖胖的黑人女歌唱家，唱得好，但與日本嬌小女子的形象顯然有差距。我這次再去看的主要原因是蝴蝶夫人由中國女高音歌唱家和慧扮演，這是值得我們海外華人驕傲的事，而亞裔演亞裔，自然更為合適。和慧畢業於西安音樂學院，才華加勤奮使她成了世界六大歌劇院的合約演員，被譽為當代「最好的蝴蝶夫人和阿依達」。

　　和慧唱得精彩，唱得迴腸蕩氣，更可貴的是她準確而細膩地表現了巧巧桑的性格：既溫柔、深情，又剛烈、有氣節，為愛情從一而終，最後壯烈自刎。全劇最後一個鏡頭就是巧巧桑倒在舞台上，全場靜默，鴉雀無聲，然後是送給和慧的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劇終場面使我立刻想起多年前看過的日本電影《人證》。也是一幕與美國人有關的悲劇，也是一個日本女人，她跳崖自盡死了。

　　那是在二戰結束後，駐日美軍黑人士兵威爾夏與下層社會女子八杉恭子有了個私生子，取名強尼，威爾夏回美國時把兒子帶了回去。恭子與巧巧桑顯然不同，她與威爾夏之間並無愛情，巧巧桑則是真愛平克頓，為了和他結婚，甚至從佛教皈依基督教，自殺之前也不忘囑咐把兒子交給平克頓帶回美國。八杉恭子則覺得與黑人有染是一種恥辱，黑孩子強尼也從不在她心上。威爾夏去世後，二十多歲的強尼孤身一人到日本尋找母親，帶着一頂草帽，還有日本詩人西條八十的一本詩集，其中有一首《草帽歌》，母親曾教他唱這首歌。此時的恭子已是日本社會名流，一個有名的服裝設計師、國會議員太太。

　　強尼終於找到了母親，相約在一個公園相見，他興奮地跑過去，連聲叫着「媽媽」、「媽媽」，把那頂她送給他們父子倆的草帽交給她，又多想伸手擁抱她，可他怎麼也沒有料到，她竟拔出一把短劍插進他的胸膛，儘管這一劍並不致命，可他驚恐，悲痛，絕望，感到活下去已毫無意義，便把劍又猛往胸膛裏插，死在了他的親生母親面前。巧巧桑用短劍自刎，恭子用短劍弒子，那都是因人性問題發生的悲劇。

　　《人證》是一部推理偵緝片，案情複雜，結局是命案破了，為避免法律制裁、也受良心譴責，八杉恭子跳崖而亡。她先撒手把草帽扔了下去，當草帽在濃霧的山嶴裏飄零之際，電影觀眾聽見了強尼的歌聲：「媽媽，您可曾記得，你送給我的那頂草帽？我多麼珍愛它，它是無價之寶，就像是您給我的生命，如今失去了，再也找不到……」

　　《人證》的原題是《人性的證明》，影片就是通過作品來探討、證明我們應該有怎樣的人性：任何人任何時候都不應該為維護一己的地位、利益而喪失理性、丟棄親情，不論在何種社會都不應該按皮膚的顏色鑒定人的貴賤高下。

　　巧巧桑，強尼，都不應過早離世。美麗的蝴蝶，飄零的草帽，都值得我們珍愛，都應該在人性的陽光中長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