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和歐美詩界一般將布魯特斯稱為「抗爭詩人」，他本人則自命為「行吟詩人」。行吟詩人一般指十一至十三世紀在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出現的一批民間抒情詩人。他們在各地浪遊，邊走邊吟唱。他們主要頌揚遊俠的見義勇為和騎士對愛情的忠貞。布魯特斯大半生行蹤不定，歌吟不止。從這點上說，他確實像古時的行吟詩人。但是，他吟唱的內容與古時的行吟詩人迥然不同。他畢竟是一個反對種族主義的戰士，抒寫最多的是對種族隔離制度的譴責與詛咒，對種族自由與平等的嚮往與追求。因此，對社會的「抗爭」是他創作的「第一主題」，是他作品最鮮明的特色。他一再聲言：「我是個叛逆者，爭取自由是我的事業。」因此，他是一位新時代的行吟詩人，一位為民族的自由與解放四處奔波的行吟詩人。他的詩作，大部分是首先在國外發表和出版。這是因為，那時的南非當局害怕他的聲音傳播，一直嚴禁他的作品在國內發表，也嚴禁國內報刊提及或評述他的作品。直到一九九○年，南非種族主義政權行將解體，對他的「禁令」才得以解除。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他的詩作在他的祖國鮮為人知，而在非洲其他國家和歐美國家則廣泛流傳，並多次獲獎。他在南非詩壇上長期籍籍無名，而在國外則被譽為「南非最卓越的抗爭詩人」，先後被推舉為非洲文學聯合會創建人和非洲人民作家協會副主席。二○○七年，鑒於他在反對體育運動中種族歧視問題上所作的歷史性貢獻，南非體育名人堂決定納入他的大名。對這一殊榮，他斷然拒絕接受。他說，那個名人堂中有不少曾經維護種族隔離制度的體育界人士，他決不能與他們沆瀣為伍。二○○八年，鑒於他在詩歌創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南非政府決定給他頒發「詩歌創作終身成就獎」。實至名歸，他欣然接受了。

　　布魯特斯對中國人民懷有誠摯友好的感情。他曾對我說，訪華的時間雖短，但「身處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感到一切都很新鮮，詩思不禁如流泉奔湧」。在北京的天安門和人民大會堂，在昔日皇宮之側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在上海的農村和工廠，都留下他的詩作。他爬上長城，寫下這樣一首詩：「長城：／一個士兵／手捧鮮花一枝。」三行簡單的文字，是他感觸良多的記錄。他解釋說，他在南非看到的士兵，「總是手持抽人的皮鞭、殺人的鋼槍」。而在中國，士兵是人民的子弟，把鮮花獻給他這個不相識的異國游子。他接過花枝，不禁淚眼婆娑，當即寫下這樣三行字表達發自內心的禮讚。他的訪華詩作總計三十多首，每首三五行。他說，他喜歡中國古典詩歌言簡意深、文近旨遠的表現手法，特別是絕句那種短小精悍的藝術形式。他把這些短章視為學習中國古體詩歌的一次嘗試。北京那次會見時，他將部分訪華詩作的打字稿送給我，希望能在中國發表。我對他的信託甚感榮幸，但當時正處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找不到任何發表的園地。「文革」結束後，我到非洲工作，在一個大學的圖書館意外發現，他的訪華詩作已結集出版，扉頁上寫着：這是友誼的禮物，奉獻給偉大的中國人民。我見此深為感動，遂選譯幾首，連同一篇介紹文字發表在《世界文學》雜誌上。幾年後，我又從他的其他詩集中選譯幾十首，以《行吟集》為題結集出版。我總想把這一切告訴他，怎奈他萍蹤無定，一直未能如願。一九九三年八月，我有幸訪問南非，並到了開普敦，但卻緣慳一面。三年之後，我在都柏林參觀愛爾蘭文學館時驚喜地得悉，他應邀前來作關於非洲文學的報告。然而，行程安排不巧，我又與他失之交臂，落下個終生的遺憾。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布魯特斯在開普敦的家中安然與世長辭，享年八十五歲。南非報刊稱他為「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的英雄」，「南非解放運動中響亮的歌喉」。他給其祖國和同胞留下的，不只是作為「南非抗爭文學遺產」的十四部詩集，還有一個始終如一堅持反對種族主義、爭取社會正義的光輝的鬥士形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