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專欄作家岑逸飛\資料圖片

　　英國科學家霍金年前逝世，舉世哀悼。患了「漸凍症」的霍金在生時有人問「如何做到身體殘障卻能保持樂觀？」霍金答：「不能忍受身體和精神同時殘障。」又有人問怎樣面對殘酷的命運，他答以「人生總可有作為；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我聯想到吾友岑逸飛。

　　逸飛兄自幼聰穎，在皇仁中學（孫中山先生曾在此就讀）畢業，一九六四年進入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讀書，第一年讀的是生物系，第二年讀的是化學系，第三年讀社會系，第四年才轉讀哲學系。四年讀四個學系，這是一個異常的紀錄。他興趣多是個原因，轉讀哲學系，則與其健康有關。一九六六年二月他參加大學的訪問團往台灣旅遊，不幸在台北染上類似小兒麻痹症的病，同樣是過濾性病毒侵襲脊髓，名為「橫置脊髓灰白質炎」，特點是會令雙腿肌肉無力。他說：「此事對我一生影響重大，從此殘廢，不良於行。」

　　不良於行使他更敏於思。他自此勉力寫文章、做編輯，大學畢業後持續編與寫，撰長文、寫短章，發展成為專業的專欄作家。主業之外，他在幾間大學兼職授課，在多個公私大機構的培訓班講學，以及在電視和電台主持各項評論性節目。他是香港一位傑出的媒體人。

　　一九九二年八月某日，我和他晤談，得知當時他有四個天天見報的日報（如《信報》）專欄；另外有一個三天刊一篇的日報（如《明報》）專欄，有每周刊一篇（兩千四百字）的日報專欄，還有每周四篇不署名的日報社論。此外，一些周刊和月刊，包括《花花公子》中文版，也有他的專欄（準確地說是「專頁」）。他告訴我，每天平均寫稿四千餘字。一九九○年代上半期，大概是專欄作家岑逸飛的全盛時期。根據一九九二年八月的結算，他的文字產品成書者已有《直搗黃龍》、《男．女．性》、《岑逸飛的文化探索》、《福建奇秀甲東南》、《賽車手之死》等十四種，其中有時事評論集、雜文集、遊記以至小說。

　　二○一七年初再來一次統計，其已出版的著作有多少十本，難以「精算」了。從儒道釋諸子百家華夏文化到西方文化，都在其研究和著述範圍：他看到《易經》的領導智慧、《鬼谷子》的談判策略，他比較東西方的管理文化，如此等等。近年他推出《另類國學》、《另類佛學》諸書。他是不在大學正式任職的「博文教授」（professor-at-large），是個知識廣博的大雜家。

　　他還是個大旅行家。岑逸飛是筆名，本名是岑嘉駟。駟者四馬，一輛車由四匹馬駕駛，又快速又威風；一九六六年他得病不良於行後，面對「殘酷的命運」，認為不能對它低頭──香港人說的「跪低」，而要昂首向前，要奮飛；於是以「逸飛」為筆名，由奔馬變成飛龍，把我國成語「龍馬精神」化為龍馬行動。當年在《信報》長期撰寫的專欄，他定名為《磨礪精神》：磨礪精神，磨礪文筆，更磨礪行腳。不良於行的逸飛兄，「行腳」四方，由妻子陪伴，坐着輪椅，撐着柺杖，周遊中國以至全球各地。他觀察風土人情，探尋文化底蘊，其海陸空旅行的「邁里」（mileage）不知是古代徐霞客的多少千萬倍。

　　岑逸飛已出版的遊記，前面提過的《福建奇秀甲東南》之外，還有《山岩上的古堡─遊訪英法》、《極地的子夜太陽─遊訪北歐四國》及《絲路文化之旅》。今年一月下旬在商務印書館舉辦的「岑逸飛、黃維樑、潘銘燊三人行」香港文學座談會上，我特別舉例稱述《絲路文化之旅》一書。最近幾年，「一帶一路」貿易和文化交流的倡議和施行，廣為人知，廣受重視。岑逸飛此書對絲路文化之旅，提供親身經驗，至今仍有參考價值，有導遊作用，更讓我們體會到作者不避艱辛「探尋文化底蘊」的旅行家精神。

　　絲路上的敦煌，是絲帶上的明珠寶玉，其莫高窟更是重寶之地。莫高窟的第一百五十九窟之壁有《維摩詰經變》，非「面壁」親睹不可。對不良於行的當代徐霞客來說，入窟參觀的難度極大：怎樣通過幽暗狹窄的甬道爬到窟的最高處呢？岑逸飛不能逸，更不能飛；他「坐在地上，一階復一階的用手支撐上去，……滿手滿身都十分污穢，糊着淋漓的汗水」，終於到達高處──這既是土地的，也是精神的。為了對這個自然界和人世間的認識和愛惜，他遍遊天下名地勝景，其遊記所述的艱辛行動以至艱險情況，有甚於是者。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歌中「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的積極進取精神，這位傑出的校友，從其著述、從其旅行充分發揮出來。

　　對這位專欄大家，我即使肯花時間讀其全部著作，因為學問不及其廣博，也絕無能力作公允全面的評價。只覺得岑逸飛的書寫，中西古今知識貫串，行文清通，說理明暢，偶爾的抒情敘事，也可感可觀。五十多年來他的寫作和講課等活動，在香港對文化的普及、對幫助市民在文化上的提升，大大貢獻了力量。

　　岑逸飛的社會文化論述，是從文藝青年時期開始的，他曾經是文社的成員。在二○一三年八月十四日於香港理工大學舉行、題為「香港七十年代的結社、出版與活動」的講座中，他回憶道：

　　青少年的特點當然不只是關心時事，青少年也免不了傷春悲秋，有種「少年維特之煩惱」，所以最能觸動青年人情懷的是文藝而不是政治……我又和朋友共組文社，叫「芷蘭文藝社」，「芷蘭」是南接洞庭澧水流域的野生蘭花，其名字由來因屈原曾遊歷該處而留下絕妙詩句「沅有芷兮澧有蘭」。不過芷蘭文藝社的發起人不是我，而是就讀新亞書院社會系的黃維波。芷蘭文藝社的成員，除了黃維波和我之外，尚有來自新亞書院哲學系的李天命，來自新亞書院中文系的黃維樑，來自聯合書院的古蒼梧（原名古兆申），來自崇基書院數學系的李潔琛以及當時寫小說薄有文名的陳炳藻。陳炳藻曾在《芷蘭季刊》以筆名「丙早」發表五千字的短篇小說〈裏外流〉；古蒼梧以「藍山居」筆名寫過〈新詩沒有根嗎？〉；黃維樑以「游之夏」筆名寫了不少散文；而我則寫過五千字的長文〈五四文學概論〉，是我看過許多五四作家所寫作品的讀書報告，我用的筆名仍是「四馬」。「岑逸飛」這個筆名，是在一九六七年才面世的。

　　一九六○至七○年代的文社，參與者都是青年，日後很多香港作家淵源於此。吳萱人主力編撰的《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在一九九八年出版，上述的史料，自然沒有收錄。

　　一九六六年岑嘉駟染病，從台北回港繼續療養，在亞皆老街的九龍醫院。上面提到的文化青年，當年常常到醫院探病，和坐輪椅的嘉駟聊天，青草地上舉行文藝沙龍。輪椅也與霍金離不開。霍金的科普讀物《時間簡史》行銷全球，聽說此書其實很難「啃」；岑逸飛的人文學科書寫，好懂得多，普及容易。回憶舊友和往事，在九龍醫院的青草地上，我們這些學友文友，和輪椅上的逸飛，談辦雜誌，談寫文章，談國事天下事，生活簡樸而逸興思飛。亞皆老街。不是「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那種偕老，而是眾青年現在偕老了。Those Were the Days！青青子衿，悠悠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