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吳邦謀所著《張愛玲在香港》。下圖：張愛玲1954年在蘭心照相館拍攝的「叉腰照」。

　　張愛玲曾以香港為背景創作文學作品《傾城之戀》《沉香屑．第一爐香》，並曾在此求學、生活，留下大量珍貴史料。今年是張愛玲逝世30周年，9月30日亦是她誕辰105周年，具有特殊的紀念意義。理工科出身的收藏家、張愛玲研究者吳邦謀日前推出新書《張愛玲在香港》，從與張愛玲相關的著作、照片、畫作、報刊等收藏品出發，對這位作家進行「藏品研究」，展現張愛玲與香港這座城市的聯結，將一片片藏品「拼圖」拼成張愛玲在香港的文學版圖。\大公報記者 李兆桐

　　作為張愛玲研究者，吳邦謀曾著有《尋覓張愛玲》一書，在書中就曾藉着自己的藏品介紹張愛玲的故事。而這部《張愛玲在香港》則是《尋覓張愛玲》的續篇，將話題延展，以香港為焦點討論張愛玲。比如拍攝張愛玲1954年那張著名的「叉腰照」的「蘭心照相館」究竟位於香港何處、張愛玲的英文手稿表達了怎樣的文學才華、《怨女》初稿揭示了張愛玲怎樣的創作與修改過程等。在書中吳邦謀根據當時的報刊資料以及自己的張愛玲收藏品等，對這些問題進行查考，為讀者提供理解張愛玲研究和香港史的社會文化脈絡。

　　呈現大量第一手珍貴文獻

　　吳邦謀介紹稱，該書歷時五年打造，共38個篇章、12萬字，囊括數百幅首次公開、與張愛玲有關的珍貴藏品。《張愛玲在香港》的自序中指出，本作「最引人矚目的特色，在於其呈現的大量第一手珍貴文獻。」吳邦謀搜集的珍貴實物資料包括「1944年《傳奇》初版簽名本（含張愛玲最早英文簽名）、1943年上海《紫羅蘭》雜誌原刊的《沉香屑．第一爐香》與《沉香屑．第二爐香》、1944年首度編劇的《傾城之戀》舞台劇、1976年麗的電視《半生緣》黑膠唱片」等，此外還包括大量報刊、電影票等文獻資料，為「張愛玲文學版圖上不可或缺的拼圖」。

　　吳邦謀重點介紹了三組重要藏品或發現。首先他提及那幅著名的「叉腰」照片：「我相信這張叉腰的照片，在說到張愛玲時，十有八九都會用這張照片代表她，可以說是一個她的『符號』。那麼這張照片究竟是在哪裏拍攝的？」吳邦謀通過考察發現，拍攝照片的這家「蘭心照相館」位於香港北角英皇道338號。而上海亦有一家「蘭心照相館」，位於福煦路544號。以「蘭心」命名最為出名的商家是「蘭心大戲院」，是老上海的集體回憶，亦成為海派風情的代名詞。他對比香港與上海的兩家「蘭心照相館」的東家、英文名稱等認為，兩家店舖並沒有分店、傳承或其他關係，猜測是香港的店主希望借「蘭心」之名來吸引北角的上海人。

　　在書中吳邦謀亦引用1993年張愛玲《對照記──看老照相簿》中的敘述表示，拍攝這張照片時張愛玲踏入34歲，正是風華正茂，在好友鄺文美（宋淇之妻）的陪同下，到蘭心照相館拍攝這張照片。「沖曬出來的照片是為了用於《紐約時報》書評上的插圖，主要給西方的讀者認識作者張愛玲。」在《紐約時報》上刊登的版本中，「張愛玲雙手微曲而叉腰，身體微傾左方，雙眼望向右方，平視而不帶微笑。」而大眾更為熟悉的半身照版本則首次出現在1956年11月份13期的《國際電影》雜誌內，「照片中張愛玲右手叉腰，頭往上抬，刊登的是介紹文章〈張愛玲編劇．林黛主演情場如戰場〉」。

　　英文手稿溯源「月亮」情結

　　第二個重要的藏品或發現則是一篇張愛玲英文手稿的「出土」。吳邦謀稱自己曾購買到上海聖瑪利亞女校（張愛玲曾就讀於此）年刊《鳳藻》，而在細細檢閱1933年的《鳳藻》第13期時，竟然發現了一篇「埋藏超過92年的張愛玲英文作品Something about Our Lady Moon（譯名：關於我們的月亮女神）」，寫下這篇英文文章時張愛玲不足13歲，此外吳邦謀還發現1932年刊登的兩篇文章，被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研究員陳子善考證為「張愛玲最早發表的中文及英文的文章」。

　　吳邦謀指出，這些早期張愛玲作品的發現，讓他對張愛玲文學中常使用的「月亮」意象有了更深的認識。「張愛玲鍾愛月亮，《金鎖記》以月亮為開篇，亦以月亮來結束。」而在1936年聖瑪利亞女校發行的《國光》創刊號上，高中三年級的張愛玲發表的一篇短篇小說《牛》，「亦引用月亮，作為小說的首尾呼應。而從〈關於我們的月亮女神〉一文中，能得知原來張愛玲對月亮的描寫及鍾愛早於12歲時。」在《張愛玲在香港》一書中吳邦謀節錄了上述的張愛玲早期作品，表示「希望對研究張愛玲的文學及史料價值有所裨益」。吳邦謀認為，發現張愛玲未面世的作品需依靠「緣分與堅持」，正如張愛玲初中英文作品歷經80餘年才「出土」，這鼓勵着研究者持續挖掘，推動張愛玲研究的新發現。

　　揭《怨女》初稿面世之謎

　　第三個則是《怨女》初稿的新發現。吳邦謀透露自己曾在數年前，因緣際會買到這篇根據《金鎖記》改寫的中篇小說《怨女》的初版單行本，並且從書本的封底勒口獲知出版日期為1968年，「揭開以往所見《怨女》單行本沒有統一出版時間的神秘面紗」。吳邦謀指出，《怨女》的創作及出版過程曲折，曾幾乎鬧出「雙胞案」，所謂「雙胞」，「一是張愛玲1965年寄給宋淇的《怨女》中文初稿。」翌年在《星島晚報》副刊上連載，這一版本經過努力吳邦謀終於在收藏香港報紙的收藏家手裏找到；「二是張愛玲經過修改的《怨女》」，後來成為《怨女》初版單行本，也就是吳邦謀手中的這一本。

　　「當時報紙上的版本是張愛玲的手稿，即最初的創作；相反《怨女》單行本經過張愛玲多次的修改或潤飾，是比較合意的版本。」吳邦謀統計手稿與單行本的改動指出，張愛玲對自己的行文、用字、敘事等等都十分講究，「務求盡善盡美」。在張愛玲寫給宋淇的書信上，吳邦謀也發現，「張愛玲對報紙上刊登的版本不太滿意，初期她以為這份初稿寄給宋淇的時候已經丟了。」沒想到卻發現已經在報紙上刊登了未經她本人校對的版本，「這使張愛玲非常懊惱。」在《張愛玲在香港》書中，吳邦謀節錄了張愛玲的《怨女》手稿及經她修改後的版本，並且在修訂處標紅讓讀者能夠看見張愛玲更改了哪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