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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名家香江足跡】系列七/從浪漫雨巷走向家國現實 戴望舒

時間:2024-11-09 05:01:19來源:大公报

背山靠海苦樂交織

  圖:戴望舒。

  位於香港薄扶林道的中西區文學徑,有一塊紀念中國現代詩人戴望舒的傳意牌,記錄這位「雨巷詩人」在香港居住的歲月。1938年,戴望舒由內地來港,參與香港文化工作,用報章作為抗戰陣地,足跡由薄扶林的「林泉居」到域多利監獄,苦與樂的交織,詩人的寫作風格也一直伴隨歲月而轉變。「在香港的經歷,促使詩人從浪漫的雨巷走向了家國現實。」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曾繁裕表示。\大公報記者 劉 毅

  「戴望舒的居港歲月,見證他從重視浪漫情調,以及形式與意象實驗,轉向藉較直白的手法面向宏大主題。」曾繁裕說。

  積極參與抗日活動

  戴望舒於1905年生於浙江,因其母親出身書香門第,從小耳濡目染,很早開啟詩歌創作之路,憑藉1927年創作的《雨巷》一詩,聲名大噪。1938年5月,為躲避戰火,戴望舒攜家眷來到香港,曾居住在港島薄扶林道的「林泉居」,摯友葉靈鳳曾回憶這棟建築的位置:「背山靠海,四周被樹木環繞,從路邊到他的家裏,要經過一座橫跨小溪的石橋,再走很多的石級才可以到。」

  在港期間,戴望舒多次用「林泉居」發表文章並出版刊物,對這處居所的喜愛之情溢於言表。

  抵達香港之後,戴望舒一直參與各種文化活動,積極組織抗日活動,他擔任《星島日報》副刊主筆,他還為副刊起了個名字「星座」。「戴望舒在香港之時,正逢抗戰,文人需要一方可以表達自我,聯合大眾共同抗戰的陣地,報紙可供發表文章並聯結知識分子意識,最是適合。」曾繁裕說。

  「當時,戴望舒憑藉自己的影響力,集結了一眾文人作家,包括郭沫若、艾青、茅盾、沈從文、蕭紅、葉靈鳳等,他們都成了戴望舒負責的『星座』的撰稿人,得以在報紙刊發大量宣傳抗日的文藝作品,為抗戰發出呼聲,令『星座』成為了抗戰文藝的重要根據地。」曾繁裕補充表示。不僅如此,戴望舒亦邀請當時在大後方的詩人撰寫抗戰的詩歌,發表於「星座」,以及約稿外國學者書寫他們國家的反法西斯戰爭情況。

  關心粵語民俗

  有關戴望舒在香港的生活,葉靈鳳寫道:「尤其到了香港以後,他忙於編輯工作、忙於譯述工作,為衣食辛勞;有一時期又對中國舊文學發生了興趣,研究中國舊小說史料和元曲裏的俗語詞彙。」

  1941年,戰火蔓延到了香港,日軍侵佔香港及南洋諸島。1942年,日本人以戴望舒「從事抗日活動」而將其抓捕,投進中環域多利監獄,詩人遭受種種酷刑也不屈服,不僅沒有被消滅意志,反而寫下了詩作《獄中題壁》和《我用殘損的手掌》。曾繁裕稱:「這段經歷令戴望舒的創作風格,從先前的浪漫詩意轉向書寫現實,面對敵人,他用殘損的手掌,堅持發聲,寫下內心悲憤,通過創作表達自己的痛苦,以及對於家國情的堅定。」

  戴望舒被日本人囚禁了7周,最終在好友葉靈鳳的幫助下,被保釋出獄。出獄後,他繼續在香港從事編輯報紙副刊、翻譯外語文學、研究古典文學等文學活動。但這段艱苦的牢獄之災,也令他患上了頑固的哮喘病,隨後越發嚴重。

  生活在香港,戴望舒對本地文化產生濃厚興趣。1943至1945年間,他以筆名「達士」,在《大眾周報》上連載《廣東俗語圖解》,合共80餘篇小品文形式呈現的廣東俗語圖解,展現戴望舒對於粵地民間俗語文化的興趣與關注。他以詼諧有趣的敘述,對「竹織鴨」「沙爛磞」等民間俗語的來歷進行考證,又對其意義進行解讀,妙趣橫生。比如他談及,「沙爛磞」被廣東人認為是日語,又被日本人認為是廣東話,於是去考證,發現是一個廣東小伙子不標準的日語而造出的詞,引起了誤會。

  喜愛香港書市

  戴望舒關心香港的書市、書攤,為此他在上世紀30、40年代之交,寫下《香港的舊書市》一文;他關心香港的山風、雨和樹,比如他於1945年創作散文《山居雜綴》,將山和樹寫得細緻入微。

  但詩人是否開心?葉靈鳳曾描述,香港被戰火侵擾後,戴望舒度過了苦難的日子。雖如此,曾繁裕認為,戴望舒還是展現了其「日常」的一面:「在他的《過舊居》一文中,正是體現這一特點,行文流露出對『林泉居』幸福生活的緬懷和追憶。反映當時文人的創作未必全是抗戰口號式的文學,也會在不快時尋求自我慰藉。」

  戴望舒從監獄出來後,寫下《偶成》一詩,抒發迎接新生的快感:「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舊的凝冰嘩嘩地解凍,那時我會再看見燦爛的微笑。」1946年,他從香港到上海,之後又返回香港生活。在港期間,戴望舒住在葉靈鳳家中,哮喘病也日益嚴重。根據葉靈鳳的回憶,戴望舒因家庭生活、病魔的雙重折磨,已經苦痛已極。葉靈鳳常在夜晚,聽到一層屏門外,睡在客廳的戴望舒發病時氣喘如牛的聲音。

  1949年冬天,戴望舒離開香港北上,這個時候「春天已經重臨到祖國的土地上」(葉靈鳳語),彼時戴望舒告訴葉靈鳳,之所以北上是因為北國乾燥的空氣,會對他的身體有幫助。為此,葉靈鳳積極奔走,因為覺得戴望舒的這個決定,「不僅能促使他在文學上獲得新的生命,而且也可以將當時那種痛苦的生活環境擺脫乾淨。」走之前,葉靈鳳見他雖然「病況沒有減輕,但見精神卻愉快多了。」

  但令葉靈鳳始料未及的是,戴望舒到達北京後,只給他寄送了一封信,1950年2月,戴望舒在北京病逝,終年45歲。

  在戴望舒逝世74年之後,今年1月,就在曾經關押過戴望舒的中環域多利監獄,也就是今日的大館,舉行「殘損的香港筆跡:戴望舒在香港與中西區文學地圖」對談講座,向觀眾介紹戴望舒在香港的生活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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