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織繡散發異國情調
中外文化藝術的交流具有悠久歷史。古代中國將自己燦爛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無私地傳播到世界各地，同時也以包容的氣度和博大的胸襟，從外來文化中汲取了充足的營養。在織繡方面，除了以斜紋緯錦為代表的西方先進紡織技術為中國古代織繡工藝帶來了新的發展契機外，來自波斯、印度、希臘、羅馬等國的裝飾藝術更是大大豐富了中國古代織繡的形式和內容，使其呈現出與中國傳統迥然不同的異域風情。
由中國古代織繡的發展情況來看，每當其裝飾中較多出現外來文化元素時，往往是各國家、民族間相互交流融合最為頻繁的時期，根據歷史朝代來劃分，織繡上異域風格表現最明顯的主要有漢晉至隋唐、元及清三個階段。
漢唐競秀 融合創新
中外文化比較正式的交流開始於西漢時期。為了聯合西域諸國共同抗擊匈奴，漢武帝分別於公元前一三八年及公元前一一九年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張騫不辱使命，歷盡艱險，圓滿完成了任務，特別是第二次西行時，其副使一直遠抵當時的安息（今伊朗一帶地區），拜見了安息國王，安息也派出使節回訪。
自此，中國建立起與西域諸邦國的廣泛聯繫，以絲綢為代表的各種中國商品源源不斷地輸往國外，連接中外貿易、文化交流的絲綢之路由此形成。絲綢之路的開通，使其沿線的少數民族在很早就接觸到西方的文化藝術，並將之運用到織繡裝飾中。一九八四年新疆洛浦縣山普拉墓地出土了一件漢代的「馬人武士」緙毛褲（圖一），一條褲腿上在四瓣花組成的菱格內織有一個半人半馬的「馬人」形象，其身披飄揚的獸皮，手持長管樂器作吹奏狀。馬人源自希臘、羅馬的神話傳說，長着人的頭顱、上半身以及馬的軀幹，被稱為坎陀耳（Centaur），是歐洲古典藝術中的常見造型，在雕塑、雕刻、繪畫、建築裝飾中都有廣泛應用。這件緙毛褲上還可見一位帶矛武士形象，其黑髮捲曲垂肩，額束髮帶，深目碧瞳，隆鼻厚唇，具有很明顯的異族特徵。
一九九五年新疆營盤墓地出土的東漢紅地對人物獸樹紋罽同樣也是一件充滿異域情調的織物，其紋樣由兩組單位圖案各自在水平方向上做二方連續排列，兩組都以枝葉繁茂的石榴樹為中心，其中一組樹下兩側分立有肩佩披帛、手持箭矛的裸身男子，另一組則是成對的作騰躍狀的山羊背向回首相望，整體風格顯示出典型的希臘、羅馬裝飾藝術特色，是漢代表現外來紋樣織繡中十分具有代表性的珍品。
魏晉南北朝時期，隨着大規模的民族遷徙，受西方文化影響甚著的西北諸少數民族如羌、羯、回紇等先後進入中原，與漢民族共居雜處，逐漸將異族文化傳播到內地。其時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往來也極為頻繁，尤其在五至六世紀時，以崇尚波斯文化的粟特人為代表的大批胡商番客匯聚於北朝的中心城市，帶來了諸如金銀器、玉石器、玻璃器以及香料、藥材等各種西方新穎奇特的商品，受到北朝統治階層的極大青睞。
一時間，「尚胡」之風空前高漲，直至隋唐仍盛行不衰。南北朝至唐朝初期，織繡上外來紋樣的發展大體處於接納和吸收階段，主要表現為對外來裝飾藝術的模仿或照搬，各種來自中亞、西亞等地的動物、植物及人物形象紛紛出現在織繡上，常見的有羊、馬、豬、鹿、駱駝、獅子、大象、孔雀、鷹、靈鷲、葡萄、忍冬、蓮花、各種胡人、神祇等，內容十分豐富。其中動物大多體態健碩，有些頸繫或口銜綬帶，人物則顯示出鮮明的異族特徵。
鳥獸人神 皆是選材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有不少這一時期的聯珠動物紋錦，在由醒目圓珠連綴而成的團窠內，各種動物有的單獨出現，有的兩兩成對。這種聯珠動物的裝飾形式帶有明顯的波斯風格，是波斯薩珊藝術的典型體現。日本大谷探險隊還曾在新疆吐魯番發掘到一塊唐代新月紋織錦殘片（圖二），在藏青色地上按兩兩錯排的四方連續形式遍飾金黃色新月紋樣，月弦中織有不同的阿拉伯文字，異域風格極為明顯。新月紋是伊斯蘭藝術中的常見題材，很早就出現在中亞、西亞地區的工藝品裝飾中，如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印信、銀幣和冠飾等，薩珊王朝的織物上也有新月紋的應用。
吸收和模仿的同時，在積澱深厚的中華傳統審美意識的強大作用下，這些織繡上的外來紋樣逐漸開始了本土化的轉變歷程，各種中式元素被不斷添加進來，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新樣式。其組合方式主要有二，一是在外來紋樣中加入各種漢字，如收藏於日本京都法隆寺的聯珠四騎狩獅錦（圖三），聯珠大窠內為四騎士狩獅圖案，騎士的馬身上分別可見「山」字和「吉」字。這種組合中外來紋樣仍然佔據主體地位，漢字僅作為輔助裝飾，而文字與紋樣之間一般也沒有什麼意義上的關聯，可以看作是中外紋樣融合的早期形式。
第二種組合方式是將外來紋樣與中國傳統紋樣相結合，如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的唐代聯珠對龍紋綾，是在聯珠紋的基礎上加以改造，用中國傳統的龍紋代替了團窠內的異域動物，外圈的聯珠也由最初單層的大珠變為雙層的小珠。中外裝飾元素在這種組合方式下平分秋色，緊密結合，紋樣兼具東、西方形式之美。隨着融合的不斷深入，外來紋樣的異域特徵在中國化改造過程中逐漸凝練昇華，轉變成為符合中華民族傳統審美觀念的藝術形式，最終在盛唐之際形成了如寶花、唐草、陵陽公樣等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本土創新紋樣。
蒙元立異 多元並存
蒙古民族素來能征善戰，從一二○六年鐵木真建立蒙古汗國開始，憑藉強大的軍事力量，蒙古統治者不僅先後滅掉西夏、金和南宋政權，統一了整個中國，而且遠征中亞、西亞、東歐等地，建立起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龐大帝國。為了滿足對紡織品的奢侈需求，蒙古貴族在向外擴張征戰的過程中，大量劫掠西域各地具有紡織技術的工匠，將其集中到一起進行生產。這些工匠在織作時，不可避免地會將本土文化的設計元素帶入織物裝飾中。而蒙元統治階級身處多民族的文化區域內，長期耳濡目染之下，對這些外來裝飾藝術也甚為認同，元代官營織造局院中最為名貴的納石失產品主要交由伊斯蘭工匠進行生產這一事實即是最好的明證。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元代的紡織品紋樣受到來自多元文化裝飾藝術的影響，異域特徵表現得尤為明顯。
元代紡織品上的外來紋樣主要為各種大型的鳥獸形象，常見如鵰、靈鷲、獅子等，且大多以成對形式出現。一九七八年內蒙古包頭市達茂旗明水墓出土了一件對鵰紋錦風帽（圖四），圖案中兩鵰眼睛圓睜，相對而立，四周間隙處填飾各種伊斯蘭風格的花草紋。
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收藏的元代大窠對獸雙頭鷹紋織金錦（圖五），則是將對獸置於花瓣式團窠內，兩獸身形健碩，背靠背作回首相望狀。最為特別的是團窠之間的空地上還裝飾有長着一身二首的雙頭鷹紋樣，為東歐地區十分流行的藝術造型，迄今在俄羅斯、塞爾維亞等國的徽章、旗幟上仍能見到類似的形象。動物紋樣中還有一些更具異域色彩的神化怪獸，如同樣出土於內蒙古達茂旗明水墓的對斯芬克斯紋錦（圖六），團窠內的對獸人面獅身，長有雙翅，頭上戴着皇冠。斯芬克斯（Sphinx）源於古埃及的神話傳說，是一種兼具力量和智慧的生物，代表着「仁慈」和「高貴」。這一形象後來又傳入希臘、西亞等地，在不同的文化傳統裏獲得了各自的意義象徵。元代織繡紋樣中還有一種鷹頭、獸身、有翅的怪獸，稱為格里芬（Griffin），實例可見內蒙古集寧路故城出土的龜背地瓣窠對格里芬紋錦。
多種外來紋樣在元代織繡上交匯的同時，也時常與中國傳統紋樣相結合，如前述的龜背地瓣窠對格里芬紋錦，即在瓣窠之間滿鋪中式的龜背地紋，顯示出中西合璧的裝飾風格。但是，蒙古貴族與漢民族具有不同的審美喜好和追求，其文化根基也遠不及積澱千年的漢文化來得深厚，因此，在蒙元統治階級的意識主導下，元代織繡上的外來紋樣並未像漢唐時期那樣經過吸收和改造生成本土化的創新，而是止步於多元裝飾形式並存的發展階段。
清宮藏珍 西洋韻味
至於清代宮廷織繡，西洋之風卻頗為流行。十七世紀中期以後，許多歐洲國家如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荷蘭等絲織業發展迅速，帶有西洋裝飾風格的華麗絲綢經常作為各國來華傳教士、使節攜帶的禮品進獻給清朝統治者；外貿海關地區地方官員向宮廷進貢的海外舶來品裏也常包含有不少西洋絲織品。除此之外，統治者有時還會根據個人喜好命官營織造局依照這些西式紋樣進行仿製。
十八世紀時，歐洲藝術設計流行洛可可風，絲綢裝飾受其影響，通常以植物花草為題材，採用漸變色彩表現花、葉細節，並經常用金線或銀線強化效果，其配色和諧，線條流暢，具有明顯的繪畫傾向。這種裝飾風格傳入中國後，主要在宮廷等上流階層所用絲織品中流傳。
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代織繡中，即有一部分具有洛可可風格的絲綢實物。如乾隆年間的明黃地纏枝大洋花紋妝花緞（圖七），以極為豐富的色彩在明黃色緞上挖梭織出S形蜿蜒伸展的纏枝花卉，花、葉的形態採用西方繪畫中常用的透視技法加以表現，顯示出很強的空間視覺效果。這種花卉在表現形式上與中國傳統藝術造型存在明顯區別，通常被稱為「大洋花」。
清宮藏品中還有不少加金的西式織物實例，如月白地牡丹花卉紋金寶地錦（圖八），牡丹花、花蕾、果實等採用暈色手法，極為細緻地表現出這些物象在光影下的質感，立體形態極為逼真；花葉則分別用片金和圓金線，利用兩種金線光澤的不同展現葉片的陰陽向背；主體花紋之下，還襯以由緯線形成的暗花，與彩織花紋虛實交映，完美地結合為一體，富於變化的美感；色彩的運用上採用冷、暖色調相交，並以金色加以調和，色彩對比鮮明而不顯突兀，西洋韻味十足。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具有明顯西洋風格的絲織品中有很大一部分從工藝上來說屬於南京雲錦中的金寶地品種，有觀點將其看作是雲錦借鑒西方藝術設計風格生產出的金寶地產品，也有觀點認為可能正是西方多金裝飾織物的輸入促成了雲錦中金寶地的產生，事實究竟如何，還有待於進一步考證。
作者為北京藝術博物館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