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清宮舊藏元天曆元年（一三二八年）范氏歲寒堂刊本《范文正公集》\台北故宮博物院
宋代是中華民族物質文明、精神文明都高度發達的時代，是當時世界上較為發達的國家。湧現出一代代精英知識分子，他們以自己的建樹，豐富和提高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境界，留下寶貴的優秀文化遺產。故宮博物院與台北「故宮」、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着為數頗多、極為珍貴的宋賢遺墨，雖未必能全面反映他們每個人一生事跡，但或者是重要歷史事件見證，或者代表宋代文化藝術成就。「人文歷史」自今期起推出系列文章四篇，以就教於讀者。
宋朝起完全通過科舉選拔人才，由社會精英構建起完整的文官體系，中國人正式進入「精英政治」時代，引領世界政治文明發展。體制創新、用人制度改變，激發了優秀知識分子的使命擔當，「以天下為己任」成為他們的普遍追求。北宋相對和平，湧現出以范仲淹、富弼等為代表的一批「以天下為己任」的國之棟樑；在范仲淹引導下成長起來的思想家張載，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成為千古絕響。南宋山河破碎，內憂外患，民族英雄岳飛精忠報國，志在「還我河山」；文天祥以身殉社稷，留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千古絕唱。
文武雙全 宋學一人
范仲淹（九八九至一○五二年），字希文，吳郡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北宋傑出政治家、軍事家、教育家、思想家、文學家、書法家。他不僅在政治上有卓著建樹，而且引領北宋士風，開創北宋文風，對輝煌燦爛的宋代人文思想、文化藝術有開創之功，集功業、道德、文章於一身。南宋思想家朱熹稱：「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天地間氣，第一流人物」；「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忠義之風，卻是自范文正作成起來也。」（《朱子語類．本朝》）史學界稱其為「宋學精神第一人」；毛澤東主席曾指出：「中國歷史上有些知識分子是文武雙全，不但能夠下筆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戰。范仲淹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
古書劃界一般認為，流傳至今的范仲淹整件墨跡，主要包括一件書卷：《楷書道服贊卷》，故宮博物院藏；三件書劄，其中兩件在故宮博物院：《行書遠行帖》、《行書邊事帖》，一件在台北故宮博物院：《行楷師魯帖》（《宋諸名家墨寶冊．宋范仲淹書尺牘》。以上都是清宮舊藏。筆者認為，散見於古代法帖中的范仲淹題跋，也是珍貴墨跡。例如《褚遂良摹〈蘭亭敘〉》跋：「才翁（蘇舜元，宋代詩人蘇舜欽之兄）東齋所藏圖書，嘗盡覽焉。高平范仲淹題。」其後為北宋稍後書法家王堯臣、米芾的跋，除反映了他的書法面貌，也說明他在宋代書法史是一流地位。這有限的幾件遺墨，雖不能代表范仲淹作為書法家的藝術成就，卻恰巧是他人生幾個不同階段所留，遺墨見證他「先天下之憂而憂」。
《道服贊卷》 清意潔身
《楷書道服贊卷》，紙本，小楷，七行共九十七字，縱三十四點八厘米、橫四十七點九厘米。贊文開篇：「平海書記許兄製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潔其身也。同年范仲淹請為贊雲」。
同時而年少於范的歐陽修（一○○七至一○七二年）撰神道碑記載，他於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一○一五年）進士及第。同科有這位許兄，還有《岳陽樓記》「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的滕宗諒（字子京）。由贊文可知，許為晉代旌陽令許遜後裔，許遜當年棄官學道，於洪州西山舉家仙去，雞犬升天。許兄時任平海（今福建泉州）書記，大概是不滿官場庸俗，雖未棄官，但繼承先祖道風，並特製道服一襲明志，決心清心寡欲、潔身自好。范仲淹就此闡發議論，與之共勉：
「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遙是與。虛白之室，可以居處。華胥之庭，可以步武。豈無青紫，寵為辱主。豈無狐貉，驕為禍府。重此如師，畏彼如虎。旌陽之孫，無忝於祖。」
贊文由道服外表，闡述道法自然、淡泊功名、不為利祿累及清白等內涵，以無愧祖先清名。宋人崇尚道教，例如北宋徽宗號稱「道君皇帝」，自畫像《聽琴圖》即着道袍。此帖是范仲淹傳世唯一楷書作品，筆法清勁，結字端謹，頗有王羲之《黃庭經》、《樂毅論》遺意。書法史上認為：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態（清梁巘《評書帖》）。宋代讀書人深得晉人清峻超逸之風，尚意、尚韻，本質上是一致的。北宋稍晚書法家黃庭堅稱：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沉着，用筆扎實，是其最大特點。這是因為他真正理解晉唐書家，故「其鈎指回腕，皆入古人法度中」。歐陽修在神道碑裏稱范仲淹，「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這件早年墨跡，正是他「少有大節」的體現吧！
景祐知蘇州 《行書遠行帖》
范仲淹入仕後，授廣德軍司理參軍，歷遷興化縣令、秘閣校理、陳州通判、蘇州知州等職，此時已是宋仁宗景祐元年（一○三四年），仁宗知其德才兼備，召還拜天章閣待制，又轉任開封府知府。他更加感恩圖報，不但盡心施政，而且對時政闕失、古今治亂安危等，為仁宗開說；並作《百官圖》，評論當朝官員升降得當與否，獻給仁宗。這惹惱了「最是個無能底人」（《朱子語類》）宰相呂夷簡，二人當着仁宗面展開辯論。結果是范落職，外放饒州知州。事在景祐三年（一○三六年）。後又轉任潤州、越州。《行書遠行帖》應是在景祐元年到二年任蘇州知州時期遺墨：
「仲淹再拜，運使學士四兄：兩次捧教，不早修答，牽仍故也；吳親郎中經過，有失款待，乞多謝。吾兄遠行，瞻戀增極，萬萬善愛，以慰貧交。蘇醞五瓶，道中下藥，金山鹽豉五器，別無好物，希不責不宣。仲淹再拜，景山學士四哥座前。八月五日。」
此帖為紙本，縱三十一厘米、橫四十一厘米。信的內容是人情交往的，說「我」接到四哥兩封信，只因拖拖拉拉未能早日回信；日前吳親郎中從此經過，也未能款待，望多多謝罪。獲悉兄即將外出遠行，茲奉上蘇醞五瓶、金山鹽豉五器，作旅途調藥之用。沒有別的好東西送您，望不要責怪，也不值得聲張。根據東晉時期葛洪《肘後備急方》，蘇醞、鹽豉都是治療南方濕熱病的，都是吳中特產，故筆者推斷落款為景祐元年八月五日。
此帖書法風格，與《楷書道服贊帖》的瘦硬方勁相似，但尺牘不像贊文那麼正規，因此書寫時較為率意。
陝西招討使 《行書邊事帖》
寶元元年（一○三八年），黨項人李元昊在興慶（今寧夏銀川）建立西夏，次年興兵進犯北宋邊境，一路攻至延州（今陝西延安）城下。范仲淹臨危受命，康定元年（一○四○年）三月，仁宗召他回京師任天章閣待制、出知永興軍，後來這支部隊被賜名「康定軍」；七月升為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共任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八月任命他為延州知州（延安市市長）、慶州（今甘肅慶州）知州。他採取戰略方針是「屯田久守」，終於鞏固了西北邊防，至慶曆二年（一○四二年）基本解除西夏威脅，李元昊對宋稱臣。三年（一○四三年）初，仁宗召他回京，授樞密副使；八月，任命他為參知政事（副宰相）。南宋朱熹稱：「若非范文正公，則西方之事，決定弄得郎當（不可收拾）。」（《朱子語類》）
大國、中央政權對付小國、地方割據政權入侵、作亂，最有效的戰略是持久戰，消耗敵人。後來明末袁崇煥在東北抗擊後金也是如此；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主席《論持久戰》，與此一脈相傳。所以毛澤東格外理解范仲淹。《行書邊事帖》即作於三年三月十日，時年五十五歲。
「仲淹再拜，知府刑部仁兄：伏惟起居萬福。施鄉曲之惠，占江山之勝，優哉樂乎。此間邊事，夙夜勞苦。仗朝廷威靈，即目寧息，亦漸有倫序。鄉中交親，俱荷大庇，幸甚。師道之奇，尤近教育，乞自重、自重。不宣。仲淹拜上，知府刑部仁兄左右。三月十日。」
此帖為紙本，縱三十二厘米、橫三十九厘米。信是寫給蘇州知府富嚴的。富嚴為大中祥符四年進士，以刑部郎中守鄉郡，於慶曆初出知蘇州（《吳縣誌》），信上款「知府刑部」即指此。問候之後，首先感謝他對自己留在蘇州親屬的照顧，「施鄉曲之惠」，使他們得以繼續在江南「占江山之勝，優哉樂乎。」接着簡介自己西北軍務：「此間邊事，夙夜勞苦」，但仗着朝廷威靈，馬上可以看到形勢平息下來，社會恢復正常，鄉親們終於可以過上安定生活。最後回到對方，說仁兄對教育造詣深厚，望多保重。
鄧州寄均州 《行楷師魯帖》
慶曆三年，范仲淹、富弼、韓琦、杜衍等忠良進入朝廷決策層，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同為諫官，上下呼應。范仲淹上仁宗《答手詔條陳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等，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十項改革主張。仁宗大部分嘉納，推行「慶曆新政」。南宋呂中《大事記講義》稱：「仲淹自陝西還朝，天子倚以為重，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感激眷戀，以天下為己任，與富弼（時任宰相）日夜謀慮，興治太平。」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集團的利益，五年（一○四五年）初，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滕子京等人相繼被排斥出朝廷，貶官外放，各項改革也被廢止。范仲淹輾轉歷任邠州、鄧州、杭州、青州等地知州。
《行楷師魯帖》，又稱《與尹師魯劄》，在《宋諸名家墨寶》冊中，台北「故宮」稱《宋范仲淹書尺牘》。紙本，縱三十二點八厘米、橫三十九點二，十一行一百字：
「仲淹頓首：李寺丞行，曾遞中，亦領來教。承動止休勝。仲淹此中無，兒子病未得全愈，亦漸退減。田元均書來，專送上。近得揚州書，甚問師魯，亦已報他貧且安也。暑中且得，未動亦佳。惟君子為能樂（天），正在此日矣。加愛，加愛，不宣。仲淹。師魯舍人左右。四月二十七日。」
已有研究揭示，這封信是慶曆六年（一○四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范仲淹自鄧州（今河南鄧州）貶所，寄給時以崇信軍節度副使任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監酒稅的尹洙的。尹洙（一○○一至一○四七年），字師魯，河南洛陽人，天聖二年進士，宋代文學家，與范仲淹同朝為官，並為摯友。范貶饒州時，尹上疏自言與仲淹義兼師友，當同獲罪，於是被貶為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范出任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尹被起用為經略判官（助理），後為其部吏誣訟，貶監均州酒稅。慶曆六年尹洙病重，范奏請尹來鄧州養病。尹到鄧州不久病逝，後事託付給范仲淹。
「上察其忠」 御碑「褒賢」
范的同年滕子京也是德才兼備，范《舉滕宗諒狀》稱其：「詞才公器，周於致用」，因此極力保薦：「如無稱效，及有所犯，臣甘當同罪。」范的玄孫范公偁著《過庭錄》，記敘其父范直方所述家史，「滕子京負大才，為眾忌嫉，自慶（州）帥謫巴陵，憤鬱頗見辭色。」范想勸說他幾句，苦於沒有機會，正好子京來信求《岳陽樓記》。此時范自身也是剛經歷由居廟堂之高，到處江湖之遠的巨變。於是記中再次倡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南宋紹定年間所修《（紹定）吳郡志》，記載范仲淹晚年事跡：他被保守派排擠，數次被貶謫，但「上察其忠」，不信讒言。他在遷任青州時已病重，皇祐四年（一○五二年）再遷潁州，是大家用肩輿抬着他赴任，行至徐州病逝，時年六十有四。仁宗追贈他為兵部尚書、楚國公，謚號「文正」，御筆親題其墓碑碑額曰：「褒賢之碑」。他實踐了「先天下之憂而憂」，但未來得及「後天下之樂而樂」。一代明君宋仁宗，一代先賢范文正，彪炳史冊！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