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清宮舊藏：清乾隆帝朝服像
「衣食住行」，衣列第一。人類自脫離一般動物進入文明社會，就把穿衣看得比吃飯重要。宋儒程頤誇張地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康熙王朝》等清宮戲裏，皇上半躺在坐炕上也身穿龍袍、戴皇冠，像小痞子。后妃們則身穿鳳袍，手揚花花綠綠的手帕，踩着「花盆底」鞋扭來扭去，故宮前輩專家朱家溍先生批評道：活像前門外「八大胡同」（煙花柳巷）的姐兒。后妃們首飾夏天戴玉、冬天戴金，孝服期間才戴白色的銀飾，不是全年一貫制。就筆者所見，影視公司到故宮等地拍片時，大多數服裝都是採用質地很差的面料，兵丁、軍士的服裝甚至是粗白布染色湊合，只有帝后和大臣等幾位主要演員是特製的服裝，但與歷史真實面貌無法比。另外，皇帝的輿服載在會典，由江南三織造督辦，來龍去脈清清楚楚；倒是朝臣們特別是文官官服，到底是哪裏來的，文獻史料語焉不詳。本文僅就部分混淆不清的問題，試作探究。\姜舜源 文、圖
歷史真實是，帝后、官員着裝都有嚴格規定。皇帝在登基即就職典禮、終身大事和每年元旦、冬至、萬壽三大節，祭天地、太廟等重大典禮時，着「朝服」、戴「朝冠」；皇上召見群臣，皇帝穿「吉服」即「龍袍」，戴「吉服冠」。二者顯著區別是，朝服分上下兩部分，上衣、下裳，合起來是「衣裳」；吉服是上下一貫的長袍，好比我們如今穿的大衣。朝冠立面分三層，冠頂部再加金累絲鏤空雲龍嵌大東珠寶頂；吉服冠只有一層，冠頂滿花金座，上銜大珍珠一顆。而臣子們參加典禮，與皇上步調一致，穿屬於自己品級的「朝服」；平常辦公和皇上召見時，也是穿「公服」，就是辦公的服裝，不必像舉行大典時那麼鄭重其事。時人震鈞《天咫偶聞》卷一說：「召對、引見，皆服天青褂、藍色袍，雜色袍概不得服，羊皮亦不得服，惡其近喪服也。……夏不得服亮紗（透明的紗衣），惡其見膚（暴露）也，以實地紗代之。」以上服裝都不是下班後在家穿的。皇上退朝回到後宮老婆孩子身邊，沒必要穿朝服、龍袍，就好比我們下班回家後不必西裝筆挺。
朝服、龍袍，存量有限
因為實際穿着較少，故宮博物院所藏朝服、龍袍並不多，每一代皇帝其實沒有幾件，只有像乾隆帝這樣在位時間很長的，留下的龍袍才較多些。反向推理，從清宮所存朝服、龍袍文物有限，可知當時服用不多。像如今穿過的衣服一樣，有不少龍袍領口、袖口處因汗漬而變黃，也說明當時的確是穿過。帝后朝服、龍袍，后妃朝服、鳳袍材質高級，工藝考究，造價昂貴。例如清宮檔案所見，單是織一件緙絲龍袍的面料就需要：緙絲匠一千零三十六工，每工銀二錢五分，計二百五十九兩；畫匠二十五工，每工銀二錢四分五厘，計六兩三錢四分五厘。緙絲冬朝袍一件，連同披肩、腰襴、印緩、袖頭、綜袖等，工料銀計三百三十兩三錢九分八厘。清人陳康祺《郎潛紀聞》卷十一記載，道光帝有一件黑狐端罩，襯緞稍闊，想在四周再添點皮裘，不料內府報告需銀千兩，於是作罷，還向軍機大臣們提起此事。大臣們趕忙跟風，「自是京官衣裘不出風者，十有餘年。」一千兩白銀，約合如今人民幣二十萬元，內務府尚衣監斂財到瘋狂。
帝、后們平時實際上主要是穿藍色、紅色等單色的「常服」，與舊時代文人士大夫平常穿的好衣服差不多。康熙、乾隆不少讀書、賞古的畫像，都是着常服。乾隆皇帝喜歡漢裝，不少畫像着漢服，以致辛亥革命後有人說他是漢人。上世紀八十年代，故宮老前輩單士元、牛德明先生回憶，抗戰前夕「故宮文物南遷」時，為減輕裝運負擔，只揪下帝后朝冠上的寶頂、東珠，不要帽子本身。所以現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只有「金鑲東珠皇帝朝冠頂」、「清乾隆金鑲東珠貓睛石后妃朝冠頂」等皇冠零部件。
朝服、吉服都是華贍富麗，冬至祭天，皇帝作為「天子」，向自己的頂頭上司「天帝」述職時，就不能在老天爺跟前擺闊，要在朝服上罩上單一石青色緞子的「袞服」，正好把朝服輝煌的紋飾罩住，只露出下擺底部的「平水江牙」，代表着天下江山，紅、黃、藍相間的色彩，與石青色袞服和諧一致。
皇帝十二章、不入八分公
清朝皇帝朝服、龍袍除醒目的龍紋之外，寓意最深刻豐富的，其實是「十二章」：日、月、星、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這是從《尚書》帝堯開始，天子服裝的十二種傳統紋飾。唐代學問家賈公彥解釋說：日、月、星，取其光明，天子要給天下帶來光明，當然也要光明正大；山，天子道德人品要做到高山仰止；龍，取其能變化，有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華蟲，就是錦雞，取其文采斐然；宗彝，是一隻虎和一隻猿，取其忠孝，虎代表嚴猛，猿代表智慧；藻，水藻，取其潔淨，現在環境學揭示，只有水的潔淨度達到一定標準，才會長出有益的水藻，古人竟有如此超前認知；火，人類因發明火而脫離一般動物，取其文明；粉米，取其養人；黼，就是斧頭，取其決斷；黻，是兩張相背的弓，背惡向善。
十二章在朝服、龍袍上的分布為：日、月，分別在左肩、右肩上，這與日壇、月壇分處北京城外東、西兩側一樣。星，在前領口，《漢書．五行志》說東方蒼龍星宿，心星代表天王。山，在後領下，對應的是紫禁城後靠山鎮山（景山）。前身上方為黼、黻，下部為宗彝、藻；後身上部龍、華蟲，下部火、粉米。
十二章只有皇帝可以使用，太后、皇子、親郡王概不能用。清朝有一個特殊概念：「入八分公」、「不入八分公」。八分（份）：寶石頂、團龍褂、開氣袍、紫繮、朱輪、門釘、茶壺、家將。清代皇家子弟有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奉恩將軍共十級封爵。鎮國公、輔國公設入八分公、不入八分公，入八分公就是他雖是公爵，但享受貝子以上才有的八種待遇，其中前三項就是衣冠。
原來，從親王到貝子，朝冠上都是紅寶石頂，入八分公也可以使用紅寶石頂，不入的就不能用。團龍褂，指冬天出席重要活動時穿的裘皮衣「端罩」上的團龍圖案，從親王到貝子都有。元旦大朝，天寒地凍，入八分公和二品以上大員可以服裘皮衣，其餘只穿朝服，冷暖自知。《天咫偶聞》卷一稱：「元日，皆貂服，二品以上同，三品以下朝服。餘日則皆朝服。」
從皇帝到貝子，不管朝服、龍袍還是別的長袍，都是四開氣袍，行動起來方便；不入八分公，就只能是下擺左右兩側開氣了。清人作詩說：「持比諸王恩稍殺，殆如『九錫』寵勳臣。」「八分」類似漢末曹操以魏王加「九錫」。
溺愛皇孫，五眼花翎
清代影視劇還常提到「頂戴花翎」。頂戴，指代表官員品級的頂子，比如一二品官紅寶石頂。花翎，是皇帝特賜的插在帽上的裝飾品，起初宗室貝子戴三眼花翎，鎮國將軍、輔國將軍戴單眼花翎；後來自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到二等護衛等御前侍衛們，均戴單眼花翎，顯得威風；再後來賞給有功之臣，到清末漢人也有賜戴花翎的，包括文臣兼提督、巡撫銜者。李鴻章曾獲三眼花翎、賜雲龍補服，曾國藩、曾國荃、左宗棠賞戴雙眼花翎。所以戲劇裏才有台詞「摘去頂戴花翎」。
花翎即孔雀翎，又有單眼、雙眼、三眼之分，三眼最高貴。雙眼、三眼翎，就是拿兩個或三個孔雀尾羽後梢的彩色翎斑，垂直排列連接。將翎根插入翠、玉等材質的翎管內，綴於冠後，就成頂戴花翎了。鮮為人知的是，賜親、郡王三眼花翎為的是美觀，甚至竟是為了小孩子好玩，乾隆皇帝還想定五眼花翎之制呢！
清宗室昭槤《嘯亭續錄》卷一：「親郡王、貝勒，為宗臣貴位，向例皆不戴花翎，惟貝子冠三眼孔雀翎，公冠雙眼孔雀翎，以為臣僚之冠。」乾隆時順承勤郡王泰斐英阿任護軍前鋒統領，向乾隆帝乞花翎。乾隆說，花翎是貝子們戴的，諸王戴上不是降格了嗎？乾隆的小舅子傅恆也趁機提出，有一位小王爺看到花翎認為美觀，也要呢。乾隆帝答應了。乾隆老人家可能忽然想起自己英年早逝的長子永璜，同時決定賜給永璜的兒子綿德一支三眼花翎，說：「都是朕的孫子輩，孩子們喜歡，就賞他們吧！」乾隆帝賞得興起，乾脆來個五眼花翎，作為親郡王頂戴花翎的定制，但最終為和珅所勸阻，未能實行。
新官上任，三易其服
朝廷命官到地方新官上任，先要三易其服。《（道光）遵義府志》卷二十五「上任禮」：凡新官到任，本衙門預備儀仗，前期出城迎接，新官這時身穿「公服」，當地原有為首官吏率下屬，導引新官先到城隍廟獻祭致告，行一跪三叩頭禮。接着導引至本衙門儀門前致祭，行一跪三叩頭禮；到大堂月台上設香案，身穿「朝服」，遙望北京宮闕，向皇上行三跪九叩頭禮。完了再換回「公服」拜印，行一跪三叩頭禮。三日內行香講書，身穿「禮服」依次去文廟、關帝廟、城隍廟、土地祠行禮，到府學（或縣學）舉行學術報告會。中華文明禮儀之邦，絕非浪得虛名！
繁縟的輿服規矩，對於低薪制的清代官員來說是一項沉重負擔。民國書生大總統徐世昌輯錄的《將吏法言．尚廉》卷三：清康熙時閩浙總督陳璸為官，天天穿着布衣，累死在任內，死後身上只有一件綈袍（麻布衣），蓋着一件布衾。同僚入視者，莫不感泣。
雍正帝倒也知道一些苦衷。《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一，雍正元年四月十四日上諭：「近來引見的官員，衣服也算整齊。聽說貧困官員為了覲見，有人租賃衣服。我看人不在乎服飾。以後引見官員，各自量力而行，尋常衣服，乾乾淨淨就好，不許強為備辦。至於身邊侍衛，也當量力穿衣，沒那麼講究。」
官員服裝，民間製作
清代官員的公服既不是朝廷製作和配給，也不是官家出資報銷，而完全是自行解決，以至於不少人多年置不起服裝。晚清大臣《王文韶日記》，比較詳盡地記載了一年更換服飾的次數。他前三個月入宮，換了十一套衣服，平均不到九天就要換一次。晚清山西道監察御史李慈銘光緒十五年一月一日日記說：「京官多有不能具衣冠者，余為郎（六部郎官）三十年，去歲始得一稱。」十六年他補授山西道監察御史，說行年六十有二，才由從五品轉正五品，始具輿服，換下御史們特有的獬豸冠，重買一頭小毛驢，總算草創威儀了。可嘆尚未上任，已經傾家蕩產了。從曾國藩日記裏可以看到，當時北京市面上裁縫工錢，袍子每件大概一千五至一千八百文；材料部分，綢袍二件計六千五百文，貂褂二十千文。有人推算，道光初年，一兩白銀換錢一吊，也就是一千文；至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一兩白銀就可以換到制錢一千六七百文了。咸豐以後一兩白銀可以換到制錢兩千二三百文。
官服工藝比較複雜，推測清代在北京的官員製作官服，經濟條件好的，可以到像著名綢緞莊「瑞蚨祥」那樣的成衣店；經濟條件差的，就在低檔成衣店，甚至於不排除自製。中央文史館館員、著名收藏家張伯駒《袁世凱登極大典之籌備》，回憶他參與袁世凱復辟登基大典，袁的龍袍就是花了三十萬大洋，在瑞蚨祥訂製。因為瑞蚨祥一直承做官服，晚清內務府江南三織造停擺，皇家衣冠也代為加工。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