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二十屆三中全會是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深化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基礎。

　　香港要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國家深化改革作出實質性貢獻，這當中也包括自身要深化改革。《決定》指出要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決定》沒有如「十四五」規劃那樣提及香港「八大中心」定位，而是強調要提升三大中心，是有很強針對性的。

　　這既表明三大中心是香港安身立命的根本，也表明這三個中心近年都面對嚴峻挑戰，因此需要在鞏固的基礎上進行提升。而提升，就必須堅持改革創新。本文圍繞香港航運中心，提出具體改革創新的路徑。

　　大約三千年前，古希臘依託航海技術的發展，創新了共同海損等法律制度，帶領人類從陸地貿易時代進入了海洋貿易時代。賣方的責任從其店舖向買方的方向延伸到了裝貨港，出現了今天被稱之為「離岸價格」（FOB）的貿易形式。古希臘正因為抓住了這第一次貿易革命帶來的歷史機遇，奠定了海商法和保險法，成就了歷史上第一個國際航運中心，其民族也享受了三千年的航運產業紅利。

　　配合發展趨勢完善法規

　　大約三百年前，英國依託電報技術的發展，完善了海運提單等法律制度，帶領人類從海洋貿易時代進入了單證貿易時代。賣方的責任從其店舖向買方的方向進一步延伸到了卸貨港，出現了「到岸價格」（CIF）貿易形式。英國正因為抓住了這第二次貿易革命帶來的歷史機遇，成就了歷史上第二個國際航運中心，成為海洋大國。

　　今天，電腦技術催生的數字經濟時代，正在推動人類從單證貿易時代進入電商貿易時代，其法律特徵是賣方的責任進一步向買方的方向延伸到了買方的「門」，從而形成了「門到門」的貿易。香港必然也必須抓住這個歷史機遇，積極思考建立新的法律規則，成就歷史上第三個國際航運中心，從而助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事實上，國家「十二五」、「十三五」和「十四五」規劃都明確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當中的關鍵詞是「提升」，就是在現有的碼頭和運輸業務之上，發展高增值的航運服務，關鍵是往價值鏈上游走，進行高增值航運服務，包括船舶買賣、租賃、登記、融資、海事保險以及相關海事法律服務等。

　　而充分發揮香港物流業的優勢，更可助力國家實現高水平開放，達至高質量發展，使國家的產品，能以更好的價格進入更廣泛的市場。梁振英先生在得出上述結論的同時進一步表示，香港海事金融方面的發展也非常有前景，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兩者結合可以為航運事業帶來更多幫助，要促成轉型需要行動。

　　梁先生呼籲大學研究調整現有課程整合，這主要就是指法律課程的創新和專業人才培養。從第一次貿易革命和第二次貿易革命的發展歷史中可以看出，僅僅有科技發展還遠遠不夠，還必須進行法律制度創新，以應對和解決電商貿易時代未來「門到門」的貿易、「門到門」的結算和「門到門」的運輸所面臨的法律問題。另一方面，正因為第三次貿易革命迎來的是「門到門」的電商貿易時代，要實現「門到門」的運輸，就必須構建全球網絡，實現合同流、資金流、信息流、貨物流和單證流在全球暢通地「五流合一」。

　　由此看來，國家建設「一帶一路」的意義非常明顯，其關鍵可能不在於「贏利」，而在於「五通」。香港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節點，擁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區位優勢、金融貿易的高端服務優勢和普通法法域的司法和國際仲裁優勢，具有創新電商貿易時代法律制度、完成上述全球「門到門」運輸體系建設歷史任務的不二條件，為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建設提供了歷史機遇、奠定了堅實基礎。

　　搭建海洋產權交易平台

　　鞏固和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必須成為香港未來發展的歷史使命和戰略定位。為此，需要創新法律制度，以解決未來國際航運面臨的重大發展問題；必須培養高端複合型人才，為成就國際航運中心準備人才。

　　此外，需要搭建航運大數據中心和航運電商單證交易平台，推動航運金融、海上保險和海事仲裁轉型升級。還需要搭建海洋產權交易平台，引領全球電商供應鏈發展；集聚全球海洋大數據，擁抱數字經濟時代；集聚全球海洋科技成果並開展評估和轉化，提升海洋高端服務能級，做大做強海事仲裁。

　　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建設，應當站在民族復興的高度和未來發展的角度，為全球國際航運未來發展提供數字化解決方案，從而加快形成國際航運的新質生產力，為國家爭取海洋國際話語權、定價權和發展主導權。

　　香港教育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