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政府公布財政預算案，既反映了政府的理財哲學，也落實了政府的管治策略。香港的理財哲學，形成於1970年代。在1961至1971年擔任財政司的郭伯偉，信奉「自由放任」，政府干預愈少愈好。為此，他不容許統計處做任何經濟統計，因為「一旦有了統計數據，就會給予官員干預市場的藉口」（郭伯偉語）。

　　郭伯偉在任時，香港政府不單沒有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數據，連人口普查也不做。是以當年香港有多少人口，經濟情況如何，現在也無法準確知道。他堅持香港應該實行「小政府、大市場」的政策，任由私人企業及私人市場推動經濟發展。政府只須維持低稅制，藏富於民，市場自然會調節經濟的起落。

　　放棄「不干預」才有起飛

　　話雖如此，郭伯偉並不能事事信守他的主張。事關基礎建設是龐大投資，不能純靠私人企業去做。在他任內，要興建紅磡海底隧道，當時運輸署建議：只須建一條管道，雙線行車，已能滿足當年交通的需求。這建議反映了一般官僚缺乏長遠發展的眼光。假若成事，恐怕在19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紅磡海底隧道便不堪擠塞，要多建一條管道，浪費資源。

　　當年，郭伯偉放棄他信奉的「不干預」政策，決定建兩條管道，一來一回。這樣一來，興建費用大增，無法靠私人企業融資，必須使用公帑興建。由此可見，當經濟規模還小時，政府也許可以「置身事外」。經濟起飛時，政府必須擔當更大的角色。事實上，港督麥理浩1971年上任，即大興改革——推行十年建屋計劃，建設新市鎮，九年免費教育，設立郊野公園……等等，哪裏是「小政府」所為？

　　「自由放任」有名無實，港英政府卻不想放棄這個「理財哲學」。於是，在1971-1981年間出任財政司的夏鼎基，修正郭伯偉的講法，由「不干預」改稱為「積極不干預」，意思是：「政府會因應當前和將來的形勢，權衡輕重，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然後，政府才作出積極的決定。」（夏鼎基語）麥理浩領導的政府，名副其實是「大有作為」的政府，1972年的政府開支，就比1971年增加50%，之後有增無減。

　　香港在夏鼎基任內經濟騰飛，經濟多元化，輕工業發展快速，文化產業（電視、電影、流行曲、服裝設計等等）傲視世界華人地區，晉升為亞洲四小龍。許多評論就將此歸功「積極不干預」政策，將「小政府、大市場」捧成金科玉律，卻忘記了其實是「大有作為」的政策，奠定香港繁榮的基礎！

　　知識創科等新經濟 急起直追

　　97前後，隨着內地開放改革，香港製造業北移，工業空洞化，急需經濟轉型，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及知識、創科經濟時，政府卻抱殘守缺，繼續「積極不干預」，香港經濟發展逐漸落後其他地區，更追不上內地的發展速度，以致現今要追落後。

　　今屆特區政府聲言要有「理財新哲學」，積極「有為」，財政司陳茂波在財政預算案中提出三大目標「多元經濟、投資未來及關愛共享」，即是：「採取前瞻性與策略性的理財方針，善用盈餘，為香港投資、為市民紓困」，「以破格思維，積極進取，務求為香港開創新局面。在社會民生上，我們果敢地投入資源，着力去解決問題」。如此的「理財新哲學」，方向是對的，關鍵在於：錢是否用得其所而已！

撰文：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