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經過一周時間的辯論，於4月21日在美國參議院外委會獲得通過。該法案是多年來美兩黨各種反華議案的集大成者。美國國會議員每年發起的議案有很多，但絕大多數胎死腹中，甚至在各專業委員會都無法通過，更別提呈交兩院審議了，但這些議員樂此不疲，旨在通過這些立法倡議，既表明自己是在「盡職盡責」，同時也是在美國國內政治舞台刷存在感，以撈取政治資本。
雖然白宮換了新主人已近百日，但是美國極化政治愈演愈烈，能夠獲得兩黨支持並能通過的更是少之又少。前段時間，民主黨提出的《新冠疫情救濟法案》是在全體共和黨參議員一致反對的情況下強行通過。最近圍繞美選舉改革、大型基礎設施投資等問題的討論，兩黨的分歧進一步拉大。為了塑造兩黨團結的氛圍，對抗中國便成了凝聚兩黨共識的最好議題。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戰略競爭法案》呼之欲出。可以預料，這個法案一旦通過，對中美關係的衝擊就不是簡單用幾年的時間跨度來形容，而是貫穿今後幾十年雙邊關係的全過程。這既是大國關係的宿命，也是世界和平發展的悲哀。
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僅四年，但對中美關係的傷害將持續數十年。特朗普曾發布一系列涉華行政令，對中美關係的惡化起到了極大催化作用，拜登作為繼任者，本可以用行政令的方式撤銷特朗普的錯誤做法，但令人遺憾的是，拜登上台後在對華政策上基本遵從「蕭規曹隨」，不僅沒有撤銷上任的涉華行政令，而且任由國會加快遏華的立法步伐。
《戰略競爭法案》字裏行間透出的信息表明，既然美國視中國為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挑戰，這場中美之爭攸關美國生死，美國必須以全政府型、全民型、全方位、全球型的姿態與華展開競爭與對抗。
全政府型是指美國每個聯邦機構均需指定一名涉華政策協調員，參與聯邦政府層面的中國政策制定和協調。
全民型是指不僅在政府層面，而且非政府機構，也要加入到與華競爭之中，包括大學、科研機構等，均需對中國的「滲透」保持警覺。對來自中國超過100萬美元以上的捐款，均要由財政部下轄的外資審查委員會審批把關。
全方位是指美需在政治、戰略、經濟、外交、科技、文化、意識形態等各個領域與華展開全面競爭，而不是某一領域的單一競爭。在尋找對華打壓抓手方面，美決不放過任何一個籌碼，將動用一切戰略、經濟與外交手段，新疆、香港、台灣等問題仍是美國打壓中國的重要工具。
全球型是指美開闢國際戰場，不僅包括傳統的歐洲和印太，而且包括拉美、中東，非洲，以及北極等地區，與之商討如何應對中國。美強調，美在國際上的聯盟及夥伴是美國力量的「倍增器」，美國將動員和團結志同道合的國家將中美雙邊關係變成「一對多」的多邊關係。
2021年美國政壇經歷了兩黨輪替，但中美關係沒有及時回暖。可此可見，中美關係的結構性衝突已完全超越美國大選給雙邊關係帶來的周期性波動。中美關係的戰略性和結構性衝突已成常態，過去幾十年低開高走的螺旋式上升軌跡不復存在。
特朗普時期美對華政策大體可以概括為3D政策（Demonization, Decoupling, Deterrence）（妖魔化中國及共產黨，兩國經貿與科技脫鈎，軍事上保持威懾）。而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初步定位為3C，即Compete, Collaborate, Confront（競爭、合作、對抗），在三位一體的對華新框架中，競爭為主軸，輔之以合作與對抗的兩手。
美國國會的《戰略競爭法案》正是通過法律化的手段，為未來的美國對華政策設定新的法律框架。這意味着拜登行政當局的對華政策調整空間將被大大壓縮。誠如美國會1979年通過的《對台關係法》對美台政策形成極大牽制是同樣的道理。
一些輿論將美國會通過的《戰略競爭法案》視為美國的「府會」之爭，國會旨在從行政當局手中爭奪對華政策的主導權，這種說法大大低估了美國聯邦各機構對華的敵視程度。種種跡象表明，對華強硬已是美社會主流，不存在府會在對華政策上的根本對立與分歧。當然，行政當局可以根據需要，在對華政策的執行上有一定的自主性，並非完全聽命於國會。
《戰略競爭法案》突出了對華競爭與對抗的特點，與拜登政府的對華3C政策有重疊之處。根本目的是讓美國重新回到世界的C位（中心位置），但問題是，一國能否在C位站穩，Common Sense（常識）告訴我們，它必須是引領世界潮流的，但美國近年來的表現令世界汗顏，完全站在世界潮流的對立面，即使是西方盟國也對美國表現得信心不足。
在筆者看來，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有如下致命弱點：一是過分強調競爭與對抗，存在着「虛化合作」的傾向，大大弱化了有限合作的氛圍。二是合作的目標不夠清晰。過去中美強調合作，是出於改善雙邊關係的需要，而現在合作僅僅是坐在一起，要求中國配合或作出讓步，這就不是實質意義上的合作，時間久了，很難指望中國和着美國的節拍一起跳舞。三是美政府企圖建立價值觀同盟，以意識形態劃線，在世界範圍內搞小圈子，這被歷史早已證明是一種落後的思維方式。俗話說，搞小圈子一定會丟掉大圈子，美國這種作繭自縛的做法終將既害人又害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