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至27日，第二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與首屆派低階白宮官員出席不同的是，美國這次乾脆缺席。過去兩年間，彭斯與蓬佩奧等美主要官員遊走世界，對「一帶一路」倡議圍追堵截，美國的指責主要集中在四方面：一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二是在歐亞大陸推行「最具野心」的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擴張戰略；三是在沿線國家製造「債務之海」；四是向落後國家輸出過剩產能。用美國副總統彭斯的話說：「一帶一路戰略」就是「一條有約束力的帶」和「和一條單向的路」，是奴役參與國的兩根絞索。

　　美國對「一帶一路」的污名化雖有一定效果，但經不起事實的推敲，尤其是指責中國製造債務陷阱，完全是倒打一耙。因為沒有「一帶一路」倡議之前，世界性的債務危機也會周期性爆發，而美國恰恰是最大的禍根。且不論上個世紀70年代美國向拉美大肆借貸，製造了一次又一次債務危機，也不論1997年和199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桑巴和探戈效應」給這兩個南美大國帶來的傷害，但就2001年美國互聯網泡沫的破滅及2007年底次貸危機而言，美國利用其美元一家獨大的優勢，向全世界濫發美元。尤其是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後，美聯儲率先實施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從2008年的8500億美元猛增到2014年的45000億美元。美國憑藉美元的霸權地位，迅速稀釋了自身債務，成功地向世界轉嫁了危機，許多國家被剪了一次羊毛。一方面，大量美元流入美國股市，在聯邦利率為零的情況下，各類公私基金為了生存，不得已大量購買高風險股票資產，以求抱團取暖；加之美國公司找不到好的投資項目，轉而用現金回購自家股票，共同吹大了美國股市泡沫。美國是第一次從危機中走出的國家，並不是說美國的宏觀經濟管理和反周期的政策有多麼出色，而是現有的國際經濟和金融體系是由美國設計和主導，它至今可以繼續坐享規則的紅利。正是因為美國諳熟其中的原理，所以美國非常害怕中國藉「一帶一路」，輸出中國模式、標準和規則，動了自己的奶酪。

　　雖然債務陷阱不是中國製造的，但債務問題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截至2018年底，全球公私債務超過244萬億美元，佔全球GDP（約80萬億美元）的300%以上。尤其是全球的低增長與高債務，形成一對有毒組合。在特朗普發動貿易戰的背景下，世界經濟「同步復甦」的勢頭被其澆滅，主要經濟體開啟的關稅互毆模式更加劇了出軌的風險。自2015年12月以來，美已加息9次，利率逐步接近「中性」。隨着美元流動性減少，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了金融風暴。去年阿根廷和土耳其的貨幣急劇動盪，算是新一輪債務危機的預演。另一方面，在美國貨幣政策走到盡頭之後，特朗普大規模財政刺激政策的選項擺上台面，這無疑增加了美元貶值的預期。美元忽上忽下，讓投資資本大行其道，難怪掌管1600億美元資產的美國橋水對沖基金創始人達里奧感嘆，自己賺的錢實在太多了。可悲的是，美國貨幣與財政政策調整引發的周期性動盪成了當下世界經濟體系循環中的宿命，也成為發展中國家掉入債務陷阱的魔咒。

　　美國金融政策的「蝴蝶效應」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造成了巨大傷害是毋庸置疑的。自去年以來，馬來西亞、泰國、緬甸、斯里蘭卡、巴基斯坦等國先後放慢或暫停了與中國簽訂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這是壞事，但更是好事，讓中國重新審視一些項目並作必要的微調更有利於持續發展。基礎設施投入大、見效慢、周期長、收益低，具有明顯的社會公益屬性，而西方的逐利資本對發展中國家的道路、橋樑、機場、港口、電纜等基建興趣不大，沒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情懷是難以推進這類工程的。更重要的是，許多發展中國家還處於溫飽階段，一些項目過度超前建設的確會帶來承受力的爭議。沿線國家大都實行私有制經濟，徵地拆遷本就十分困難，如果層層截留的貪腐問題滲入其中，中國往往就會被甩鍋。加之，人民幣國際化剛剛起步，中國商業性銀行對大型基礎設施的融資服務還跟不上。很多項目的運作還是以美元融資和計價的，不可避免需要承擔額外的匯率波動風險，在美國加息的大背景下，這個弊端更加凸顯。為此，適當對一些項目進行梳理，以避免市場及道德的雙重風險，也不失為明智之舉。

　　美國的暫時缺席不等於永久缺席。既然當下美國把「一帶一路」放在中美戰略競爭的高度加以應對，指望它很快轉變觀念也是不現實的。好在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認同這是一條通向機遇與繁榮之路，那麼套用但丁的一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讓美國去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