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中國和歐美頻繁舉行高級別或者高峰會談。比如中美高級別經貿對話已經舉行了四輪。中歐建交五十周年之際的高峰會也打破慣例在北京舉行。
應該說，這些對話對了解雙方立場、解決具體問題都發揮了實際的作用。但坦率講，東西方關係並未回到2017年特朗普首度執政前的狀態。這除了雙方核心利益有衝突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西方對中國的誤讀。
對中國文明的誤讀
首先，5000多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中國是一個和平國家。中國幾千年多數時期居世界領先地位，在東亞更是一國獨大，傲視天下。但中國並未對外擴張和進行殖民掠奪，相反確保了東亞和周邊國家的和平、安全與秩序。中國也曾捲入對外戰爭，但往往是為了保護受到侵略的周邊國家。比如明朝和清朝兩次出兵保護朝鮮、清朝一次出兵保護越南。
其次，當近代中國衰弱時，不僅西方開始殖民亞洲，侵犯亞洲各國的主權，就是向西方學習的日本也步其後塵，直至在全球發動戰爭，危害世界。如果說此前歷史已經證明中國的強大意味着和平與秩序，那麼歷史也同樣證明，中國的衰弱則意味着亞洲和世界的戰爭。如果說人類近代史中國有什麼過錯的話，那就是中國衰弱喪失了捍衛和平的力量，從而給西方和日本以發動戰爭、侵略他國的機會。
因此冷戰以後，西方從文明角度對中國一直有兩個誤區。一是把制度視為評判和分析一個國家的唯一標準。由於在西方的話語體系裏，中國是威權國家，不是西方民主國家，所以中國的迅速發展就被西方認定是威脅。但事實上，一個國家的民族性、文明特性是超越制度的，是決定制度內外表現的。中國不管是實行什麼制度，其文明特性和民族性決定了它的和平性質。有的國家美國和以色列雖然都是西方民主國家，但它們的行為卻受到歐洲強烈反對。今天特朗普現象就在美國歷史上一再出現。
二是用「修昔底德陷阱」來解釋中國的崛起以及與西方的關係。「修昔底德陷阱」在西方歷史上一再出現，但中國的歷史上卻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所以中國也沒有這樣的地緣政治理念和文化。即使在十九世紀面對日本的崛起，中國也沒有進行預防性打擊。今天中國的鄰國印度發展迅速，中國也沒有像美國對待中國那樣對印度進行遏制。2021年印度新冠疫情爆發，先向美國求助被拒絕，相反是中國第一個進行援助的。
從人類歷史上看，主導西方國際政治理念的「修昔底德陷阱」不斷把西方和世界推向災難。這本是西方應該吸取的歷史教訓，但現在卻又用到文明完全不同的中國身上。這豈不是要再一次把世界帶入災難中嗎？
對現實中國的誤讀
一個國家的文明也會演變，我們仍需要現實的角度來解析。對於今天的中國而言，西方同樣存在嚴重的誤讀。
第一，中國是現今國際秩序的受益者，因此它不僅沒有意願也沒有動力去挑戰這個秩序，相反還要努力捍衛這個秩序。
中國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此時冷戰還沒有結束，中國是歐美的盟友。因此中國借助這個歷史機遇，積極參與到西方主導的秩序，並獲得西方的技術、市場和援助。中國長達四十多年的經濟增長奇跡與此密切相關。因此，儘管中國對這個秩序也有不滿，也認為有改革的空間和必要，但總體上中國是支持這個秩序，也反對放棄和破壞這個秩序。這和今天的美國皆然不同。
美國認為自己是當今國際秩序的受害者。因此，自2017年至今特朗普兩度上台後，便全力挑戰和破壞它主導建立的國際秩序。像主權不容侵犯是二戰後國際秩序的基礎，但它卻威脅吞併加拿大和格陵蘭島；通過對全球發動關稅戰，破壞自由貿易和世貿組織為基礎的經濟秩序；通過退出聯合國多個組織而破壞了世界政治秩序。
因此如果非要說中國要建立「反西方新秩序」，中國反的實際是特朗普要建立的單邊主義、美國優先、美國唯一的「舊秩序」，捍衛的是二戰後以聯合國為核心、基於規則的「舊秩序」。
第二，從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來看，中國也不具備稱霸世界條件。
人類進入近代社會以來，只有英國和美國這兩個國家能夠稱霸世界，以自己為核心建立國際秩序。這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是優越的地緣政治環境。
英國和美國都被大海環繞，周邊沒有強國環伺，進入大洋沒有任何障礙。因此它可以把主要精力用於自身發展，並在強大後非常容易的向外擴張。反觀中國，周邊強國林立，擁核國家就有四個，而且和中國存在地緣張力。同時走向海洋受制於第一島鏈。這和歷史上的德國崛起後面臨的情況相似。其他強國如俄羅斯、日本競爭世界霸權都以失敗告終，也是因為同樣的原因。
中國非常清楚自己面臨的地緣政治環境，因此1949年建國以來，歷任領導人都一再聲稱中國絕不稱霸，這不僅僅是外交辭令和文明傳統，也是對自身情況的客觀認知。
所以毫不意外，儘管中國面臨美國的遏制與部分國家存在領土爭端，但中國的軍費開支佔GDP的比重長期大幅低於2%，不僅遠低於全球軍費開支佔GDP2.5%的平均水平，更和北約要求成員國佔3%甚至5%相差甚遠。
因此中國的發展和崛起並不會成為西方和當今國際秩序的威脅和挑戰者。相反中國的文明特性也給人類終結「修昔底德陷阱」帶來希望。西方糾正對中國的誤讀刻不容緩。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