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正站在新的發展關鍵節點。行政長官李家超正就施政報告廣泛聽取各界意見，集思廣益推動香港發展。本文提出幾方面建議，希望既根植於香港實際，又放眼全球競爭格局；既解決迫在眉睫的財政與治理挑戰，又着眼長遠的文化與產業升級，以期助力香港實現「破繭成蝶」的蛻變，在新時代綻放更耀眼的光芒。

　　一、新界北發展：世博會藍圖與深港協同

　　香港土地發展長期陷入「投資地產主導」的單一思維，新界北開發亟需突破傳統模式，以戰略性視野重新定位。可研究將新界北多個片區規劃為2035年世博會會場，不僅能為香港提供轉型契機，更能與深圳協同打造世界級都會區。上海世博會的成功經驗表明，這類國際盛事能帶動基礎設施升級、城市形象提升和產業結構優化，產生長期的「世博效應」。新界北世博會應以「創新科技與可持續發展」為主題，與深圳河對岸的科技創新走廊形成呼應。深港協同是這一計劃的關鍵——兩地可聯合申辦、共同規劃，在世博園區內展示大灣區在人工智能、綠色科技、智慧城市等領域的最新成果，向世界展示「一國兩制」下國際都會的獨特魅力。世博戰略能將新界北發展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吸引國際資本參與，打破香港發展的空間局限，實現「1＋1＞2」的協同效應。

　　二、地區治理：服務型政府的實踐

　　研究試行新的地區行政模式，選擇中西區、深水埗等具有代表性的區域作為試點，由特區政府直接委任當區「區長」，建立類似內地的「條塊結合」管理體系。這一改革的核心目標是打破部門壁壘，提升治理效能，使政府回應民生關切更加精準高效。在深水埗這樣的舊區，新行政體制可聚焦劏房問題的系統解決。通過整合房屋、社會福利、醫療等多部門資源，制定整體改造方案：一方面加快公屋建設與舊樓重建，另一方面為劏房住戶提供過渡性住房與社會支持。試點區可考慮賦予更大自主權，包括預算調配、跨部門協調等權力，形成「小政府、大服務」的運作模式。發揮關愛隊、社區組織在基層治理中的作用，構建政府主導、多元共治的社區治理體系。這種實驗不僅可改善市民生活質量，更能為香港整體行政體制改革積累經驗，推動治理體系從「程序正確」向「結果導向」轉變。

　　三、教育語言：人工智能時代的中文策略

　　研究啟動全面檢視教育語言政策，構建以中為本以英為輔的雙語體系，這既是文化自覺的體現，也是應對人工智能時代學習革命的必然選擇。目前香港大專院校幾乎清一色以英語為教學語言，中小學雖提倡「兩文三語」，但中文教育質量參差不齊，導致學生中國語文能力不足。語言政策改革應從三方面入手：一是在中小學階段強化中文作為教學語言的地位，特別是在歷史、文化等科目；二是開發融合人工智能技術的雙語學習工具，利用自適應學習系統提升語言學習效率；三是重新界定英語的角色，從「教學語言」轉向「文化工具」，重點培養實際應用能力而非考試英語。如何令中國語文以及文化國際化是香港教學改革其中一個重要任務。在人工智能重塑教育生態的背景下，香港的語言政策更應有前瞻性，既保持國際化的傳統優勢，又築牢中華文化根基，培養真正有優勢的新一代。

　　四、市區更新：社區復興範式轉變

　　改變豪宅式重建模式，以都市更新為定位；不是拆舊區，而是令舊區活化。當前市建局項目多以拆建為主，追求容積率最大化，結果往往是高檔住宅與商場林立，原有社區特色消失殆盡，基層市民被迫遷離。新模式應遵循兩項原則：一是「留改拆並舉」，優先採用修繕改造方式，保留社區肌理；二是混合功能與多元戶型，確保更新後的社區保持社會多樣性；市區更新還需要政策創新支持：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簡化老舊小區共同決策程序；設立「社區振興基金」，資助小微更新項目；引入「轉移開發權」機制，將部分地塊的開發收益用於社區福利設施建設。這種以人為本的更新模式，既能改善居住環境，又能保全社區文化，避免「士紳化」帶來的社會割裂，實現真正的可持續發展。

　　五、西九發展：打造真正文旅旗艦

　　西九文化區自構想之初就被寄予厚望，成為香港的文化地標和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重要載體。但如今每年高達十億港元的虧損令人憂慮。破局之道在於將西九文化區解放出來，可研究改變管理模式，由政府直接主導。摒棄將住宅用地簡單變賣的做法，轉而引入「文旅產業融合」的創新發展模式。將西九重新規劃為集文化體驗、藝術展覽、演藝表演與休閒旅遊於一體的綜合文旅區。在運營機制上，可開放給內地與「一帶一路」國家的文化機構參與投資與管理，打造跨國文化合作平台。

　　六、海洋公園轉型：產業生態重構

　　海洋公園作為香港重要的旅遊資產，近年陷入經營困境，研究改革運營模式，通過國際招標引入專業運營商，轉型為集娛樂、教育、保育於一體的綜合度假區。當前海洋公園雖嘗試改為「定點收費」模式並引入商戶，但缺乏整體戰略，難以突破客源單一、設施老化的困局。轉型方案可包括：一是整體外包給國際知名運營商，借助其品牌、管理與營銷網絡提升競爭力；二是打造「酒店＋樂園＋演藝」的產業生態，延長遊客停留時間，提高消費水平；可參考新加坡聖淘沙模式，將海洋公園與周邊區域整合規劃，形成旅遊集群效應。這一轉型需要政策配套：修訂相關法例，放寬土地使用限制；提供過渡性財政支持，分擔前期改造成本；建立政府─企業合作機制，確保公益職能不因市場化而削弱。改革後的海洋公園應成為香港旅遊業的旗艦項目，既創造經濟價值，又履行社會使命，實現商業與公益的平衡發展。

　　七、小販活化：社區經濟與文化傳承

　　香港街頭小販文化日漸式微，嚴格的發牌制度扼殺了街頭活力。研究革新小販管理政策，通過試點項目探索「有序放開」的新模式，既保留城市特色，又保障衞生與秩序。當前全港僅有數百個小販牌照，且多為繼承不得轉讓，導致這一傳統行業瀕臨消失。改革路徑分三步走：一是在深水埗、旺角等地區設立「特色市集試點」，適度增加牌照數量，允許區議會與關愛隊參與管理；二是建立分級管理制度，對食品、手工藝品等不同類型小販實施差異化監管；三是配套公共設施，提供統一的衞生、垃圾處理等服務。台北夜市、曼谷街頭經濟的成功表明，規範而非禁止才是小販管理的正道。這項改革不僅能活化社區經濟，創造就業機會，更能保存香港獨特的街頭文化，增強城市魅力。政府應轉變思維，將小販視為城市文化資產而非管理負擔，通過「疏而非堵」的方式實現多方共贏。這種包容性治理模式，也是香港作為國際都會應有的氣度與智慧。

　　八、數據戰略：沉睡資產創新轉化

　　香港擁有大量高質量的公共數據，但利用效率低下。應制定全面的數據政策，激活醫管局、運輸署等機構的沉睡數據，將其轉化為社會創新與經濟發展的戰略資源。當前各部門數據孤島現象嚴重，共享機制缺失，隱私保護與數據利用的平衡尚未破題。數據戰略應包括三大支柱：一是建立「公共數據開放平台」，在保護隱私前提下，有序開放交通、醫療、文體等匿名化數據；二是制定數據確權與交易規則，培育數據要素市場；三是促進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如城市電腦售票網的觀演數據、入境處的旅客流動數據，經分析後可極大提升文旅政策精準度。實施這一戰略需要立法保障。制定《數據治理條例》，明確數據收集、使用、共享的規則；統籌數據政策實施；投資數字基礎設施，提升數據安全保護能力。

　　九、綠色治理：循環經濟的系統構建

　　香港垃圾回收率長期低迷，堆填區面臨飽和。研究構建全鏈條的循環經濟體系，使垃圾分類回收成為市民日常生活習慣。儘管政府推行「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已覆蓋八成人口，但「分類收集、混合處置」現象仍普遍存在，回收系統亟待完善。綠色破局需要多管齊下：首先把環保署負責垃圾分類回收的部門和食環署負責收集垃圾的垃圾站等部門，優化整合，完善回收產業鏈，解決「有分類無出路」問題。這項改革關乎香港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需要政府、企業、市民共同參與。通過清晰的路線圖、健全的基礎設施和持續的公眾教育，香港完全有可能將回收率提升至國際先進水平，減輕堆填區壓力，建設真正的綠色都市。

　　破繭成蝶的香港新篇

　　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提出「主動『破繭』破局」，正是香港當下最需要的精神。面對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勇於創新方能開創新局。筆者拋磚引玉，期望有關建議能有助推動香港突破發展瓶頸，在「一國兩制」實踐新階段實現質的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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